1熊彼特创新理论和新熊彼特主义

被誉为“创新理论”鼻祖的政治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新的经济发展理论，即经济发展是创新的结果。创新理论是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的主线。他将创新定义为“生产函数的变化”，不能分解为无限的小步骤，是非连续的、跳跃的，每一个变化都是定性的变化，是工业的更新，工业的突变，所以通常被称为破坏性创新。“熊彼特将创新分为五种情况：（1）引入一种新产品——消费者不熟悉的产品——或产品产生一些新的特征。（2）采用新方法，即相关制造部门未通过经验检验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建立不需要建立在科学新发现的基础上，也可以存在于商业处理某种产品的新方法中。（3）打开一个新的市场，即一个国家的制造部门以前没有进入过的市场，不管它以前是否存在。（4）征服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应来源，而不关心它们是自己存在的还是第一次创造的。（5）任何一个新的工业执行组织，如造成垄断地位或打破垄断地位[1]。近年来，经济发展形势日益明朗，创新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崛起的重要因素。国民经济的发展，民族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创新能力。正如秘书长所说：“我们必须以创新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以人才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科技创新放在国家发展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方面的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让创新成为全社会的普遍趋势[2]。因此，作为创新理论的创始人，熊彼特的理论再次火热起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技术发展促进了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科技的作用日益突出，单一的经济发展模式已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理论界重新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形成了所谓的“新熊彼特主义”。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主要包括：以技术改革和推广为对象的技术创新经济学，代表人物为门施等；以制度改革和形成为对象的制度创新经济学代表了弗里曼、纳尔逊等。前者注重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后者更注重制度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研究创新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新熊彼特主义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其指导理论和研究方法对兰州新区实施产业规划、政策导向和企业发展导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兰州新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2.1经济基础薄弱，吸引投资受阻

在地方政府的领导下，兰州新区建设之初，开发资金的来源主要依靠银行贷款和土地出让。由于自身发展规划的需要，工业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占很大比例，商业用地不足。因此，新区投资面临很大困难。此外，兰州地理环境特殊，城市发展沿河发展，导致城市狭长，基础设施不完善，城市发展有限，经济发展基础薄弱，财政收入低，贷款偿还增加了负担。“兰州新区通过实施‘一企一策’政策，试图以低地价吸引投资。但受经济形势影响，东中部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移困难，增加了兰州新区吸引投资的难度[4]。”

2.2企业数量少，规模效应弱

兰州新区在招商引资方面仍不够。资金链薄弱阻碍了企业扩大发展规模。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新区发展陷入“只见企业，不见产业”的“低水平发展陷阱”[4]。无法形成具有自身优势的产业链，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弱。新区仍处于发展初期，企业数量少，尚未形成集聚的产业链。因此，基础设施的使用成本较高。在市场竞争中无法取得优势，规模效应薄弱，对企业发展影响较小。此外，兰州本身的企业大多是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产业。生态环境的破坏制约了其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3发展优势不明显，人才吸引力不足

兰州新区位于西部，自然生态环境基础差，不能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投资和公民生活提供良好的环境。此外，兰州科研机构和大学较少，大量科研人才流失严重。政府指导与市场调整脱节，兰州新区在发展之初出现了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卧城”现象。居民仍需在“母城”和“新城”之间来回走动。基础设施不完善，使居民更加不便。一些新开发的房地产无人居住，只是成为完成指标或房地产资本市场投机的手段。由于种种原因，兰州新区发展人才不足。

2.4产业结构单一，科技基础薄弱

兰州是典型的传统农业区，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其综合经济实力较弱，对兰州新区的支持能力有限。虽然鼓励企业搬迁到新区，但由于投资不足，经营资金不足；企业数量少，规模效应薄弱，企业水平低，科技产业基础薄弱。就高新技术产业而言，兰州显然缺乏高水平产业的吸引力，也极度缺乏人才和基础环境来支持这些产业。与重庆、西安相比，即使在类似条件下，也没有很大的优势来吸引东部优质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