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确定性概念由量子力学测不准理论发展而来,时下它成为叙述偶然性､随机性､混沌性现象的基本概念｡在高新科学技术广泛深刻地嵌入现实生活和主体行为的今天,人类生存环境､认知活动与结论､实践方式与手段､行为后果都充满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以致进到了风险社会｡这亟待我们从科学技术自身的不确定性､主体行为的不确定性､生活环境的不确定性之互关性中,做出科学技术方面的认识论解释｡它是防范和治理社会风险的重要致思之路｡
【关键词】主体行为 不确定性 科学技术 认识论解析
主体行为,即人类展开生命本质力量的活动,包括主体对对象性事物认识和实践的活动,以及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之间的交互行为｡作为实践性的活动,它具有“自然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和总体发展趋势的确定性｡但因其是无数个体意志､群体交互作用的合成,是知行合一的产物,是在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中生成和发展的,它又充满由主､客体无数偶然因素带来的或然性､随机性､不确定性｡这种行为的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主体对自身行为的理论依据､技术手段的可靠性､必定性不能有效确认;主体对实践环境､对象事物的运行法则､发展趋势不能明确把握;因而对行为方式､理想预期与实现效果也缺乏足够的自信支持和必定保障｡行为不确定性是知行一体的,它给主体带来了自由选择､创造的机遇,又使之面临着意料之外､突然变故､利害难定的偶然性挑战与压抑,是一种需要认真关注､预防､管控和治理的风险｡在当代,要解析行为不确定性的成因,是不能离开深刻嵌入人类认知与实践行为的科学技术的｡马克思在诠释工业革命中科学技术导致社会新的发展态势时指出:“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的范围和广度”大大拓展了｡[1]恩格斯在总结近代科学技术革命给社会生活带来的革命影响时也曾深刻指出,“它们便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牛顿的学说和洛克的学说同样是唯物主义所依据的前提)､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结合的结果就是英国的社会革命｡”[2]一个半世纪过去了,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笔下的科学技术对于社会发展和生活世界的建构作用,迅猛高涨,成排山倒海､改天换地之势｡尤其是当代高新科学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推动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动力系统及其组织构成｡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运用不仅根本性地改变了人类生存的自然环境,而且与实践尤其是经济生活及资本运行相结合,建构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改变着社会的存在与人类的知行方式｡这使当代主体行为不确定性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研究与理解,必须从科学技术自身特征及其对人的行为多向影响去审视,才有可能诠释清楚｡
一､高新科学技术成为主体行为不确定性的重要致因
科学改变了人类的认知方式和能力,技术多方面地变革了人和自然的实践关系,改变了自然环境内部的天然秩序｡人类不再简单地按照在与天然环境的实践关系中形成的经验认知和物质表层作用原理去认识和改造自然,而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强度超出人类自然思维力和物质表层自然力的作用去认知与改造自然｡这样,既解构了人与自然在物种进化及其生命活动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许多自发组织关系与功能,又在人为世界内解构了自然环境内部那种原生的自组织机理与形态｡科学技术的生产力功能､再建构效应具有非单向度预判和操控的不确定性,通过它对社会结构､社会生活方式的规制,在人类行为的自然和社会方面,造成了行为方式及其变化趋势和价值向度的诸多不确定性｡人们对主体行为不确定性的追问,必然在许多方面直接或问接地把科学的“探头”指向科学技术本身,形成主体行为不确定性的科技反思｡然而线性分析的反思,非但没有削减当代科学技术对于不确定性的激发力,反而在归因中引出了一系列由科学技术某些认识的不确定性带来行为不确定性的问题,致使行为不确定性的审视迫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深刻自省｡
首先,我们面对着并且必须深刻理解主体行为不确定性致因的本体论翻转｡由于科学技术通过诸多途径全面嵌进了社会现实生活,使人们面对的人化世界和社会现实,是经由实践使人的意识变存在､精神变物质的结果｡主体行为的客观条件､行为本身及其结果,都不复是一种天然的自在事物,而成了在一定观念指导下的人为事物｡人理解世界的认知意识与改造世界的实践意识,作为思想指南､主观意象､预期蓝图､理想目标观念地､先在地发生在人化的现实世界之前｡现实的生活世界许多方面不过是这些主观意象､理念的对象化､物化而已｡这样就在人与现实相互作用之历史链条中的特定环节上发生了“意识先于存在”或“意识决定存在”的现象｡正是这种“认识一实践一世界一再认识一再实践一再世界”的反复循环,使主体行为的不确定性致因,由原生的自然致因更多地变换为由人类行为意识生发出来的知行致因,形成了致因源由本体论因素向意识论因素的翻转｡风险社会理论的开拓者贝克大胆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在阶级地位上,是存在决定意识,而在风险地位上,正相反,是意识(知识)决定存在｡对其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的类型,特别是个体经验的缺乏和对知识的依赖程度,它围绕着界定危险的所有方面｡” [3]这个结论,强调科学技术知识成了主体行为不确定性风险的重要原因｡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客观事物自身运行虽然有其不确定性,但当代主体行为的不确定主要不是由此径直而来,许多方面是人类运用科技力量作用于自然界造成的｡从发生学看,它们是认识进而改造世界的结果｡经此科学技术方面的“思维”便决定了社会行为不确定性的“存在”｡同时,人类对于自身认识导致的行为不确定性,需要借重科学理性与技术手段才能检测并解释清楚｡因而对不确定性致因的追问､预测､管控,都是意识领先､思想反制的｡就“思维”对于“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之解决而言,也是“意识规定存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思想认识,成了社会行为不确定性问题赖以产生与解决的先导性因素｡现代高新科学技术大量地是超感官和超经验的,其中生发的不确定性问题不可能在人们日常经验教训中自行解决｡人们在科学技术研发和运用中重构经验世界与理性世界的关系,由此成为不确定性行为本体论翻转的一个重要致因｡“可以说,日常生活的‘经验逻辑’被颠倒了过来｡人们不再仅仅从个人经验上升到普遍判断,而是缺乏个人经验的普遍知识成为了个人经验的主要的决定性力量｡如果一个人要去抗击风险,那么化学方程式和反应､不可觅的污染水平､生物循环和连锁反应必然会支配着他的所见所思,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在风险意识中不是在处理‘二手经验’,而是在处理‘二手的非经验’｡进而,只要‘知晓’还意味着有意识的经验,最终就没有人能够知晓风险｡” [4]这种主体行为不确定性的认识论,如实反映了当代高新科学技术在人对外部现实世界的认识关系中所发生的深刻变革:个人直接的日常经验既不成为生发现代科技的实践基础,也不能成为解决科技运用中不确定性风险的实践性依凭｡高新科技的超感性特质,使其知识生成与问题解决的逻辑,由以往注重经验世界的归纳逻辑转变成了现在注重科技理性的演绎逻辑｡这种认知态势,让人们在不确定性的挣扎中,把问题的寻因与解决的出路指向理性世界的“思维”,而非经验世界的现实“存在”｡其认知逻辑展示了主体行为不确定性致因的本体论翻转,即引发行为不确定性的因素,常常不是来自外部感性世界以及人与这个世界的经验性关系,而是源于科学技术的超感性特质､认知的不确定性及其对主､客体关系造成的不确定性｡
其次,科学认知对象及其发展逻辑在高新科技条件下发生了历史的变异｡当高新科技被人们广泛应用于既定的自然､人身与社会领域,改变其某些原生态时,科学技术实践便大量地“面临着它们自己的产物､过失和二次问题,这就是说,它们遭遇到文明的一种二次创造｡”[5]其间,科技行为主体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一是早先学习､理解､掌握知识的阶段,其发展逻辑依赖于一种被截削的科学化,即对知识和启蒙的科学性吁求排除了对科学自身真理性､逻辑和价值的怀疑｡二是现在的实践反思阶段,基于一种完全的科学化,它将科学怀疑论的反思扩展到科学自身的固有基础和物化结果上｡这种范式转换,使“科学文明进入了它不再只是去科学地认识自然､人和社会,而是去认识它自己､它的产物､影响和错误的阶段｡” [6]基于此,知识界人们的认知形态也从初级科学化发展到了反思性科学化的阶段,科学由以往的理性启蒙和对真理之追求与确认的神圣化,变换成自我怀疑､审问的知识系统｡科学工作的内在和外在关系发生了深刻变革｡就科学对外部的关系而言,它不再只与自然､社会的原初状况打交道,而更多地与人为的“多次自然”即科技运用的实践产物､结果交集｡科学不再只是与人们预设的改造世界､解放自我之过程､目标相联系,而要同时与它们在实践中产生的错误､负效应､风险的鉴别和治理相联系｡它们因此大量地形成了一种由实践回溯至认识或由存在回溯至思维的自反性关系｡科学技术理性的发展不断自我更新,在知识结构上分类更细化,专业门类大幅增多,形成大量认知隔膜;在知识信念上由过去单边的理性崇拜､知识真理神圣化,变为更多地注人了理性批判与自我质疑,成为反思性的科学｡当代科学内､外两重关系的变革引发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主体行为不确定性的深层关联｡
一是当科学于内在和外在关系的探究中都遭遇到自身的时候,科学开始把它的怀疑力量扩展到自身基础和实践结果上｡相应地,人们对知识和启蒙的吁求,因为科学实践夹杂的错误､失败开始系统地减低｡原来确定了的科学接近现实和真理的途径,被某些随意的决定､规则和惯例所代替,祛魅化过程扩展到祛魅者自身的祛魅,改变了科学神秘化的状况｡科学主体这种自疑意识及反思方法的基础性､实践性拓展,在解构教条主义的科学神圣化､真理权威自上而下的启蒙论之同时,使科学知识“易错论”得到扩散与更多认同｡它们在动摇科学真义确定性的同时,又消解求真路径､理性意识的纯粹性,让价值主张､从众意识､个性偶成､晕轮效应等充满随机性的因素大量注入认识过程,强化认知进而实践行为的不确定性｡二是就科学理论与其技术实践这样一种由内到外的关系看,科学主体对基础理论和实践结果的反思性审视,往往发生在实践之前和结束之后｡在由理论到技术工程化实践的过程中,嵌入了一种与怀疑论的审视完全不同的思维方法与认知定势,即高度地求同､坚信与确定｡这中间存在一种人与技术关系的逻辑变异｡因为人的实践把科学技术连同自己的价值追求一道外化了,它们又结合成为支持､培养和规制人的生活的客观环境｡在这样的意义上,“人既是技术的创造者,又是技术的创造物｡”[7]每个时期的社会主体都必须利用传承下来的技术条件和客观环境学会生产自己的生活｡技术及其创造的具体世界规定着人的生存方式,影响人的内部世界,使人只能首先依赖现成的技术世界才有可能创造新的生活､新的技术｡这样,社会主体便在一定意义上归属于自己所创造和运用的技术｡如此而来,技术化的社会及其生活方式,包括由它们带来的社会理念､政治范式､道德意识､审美观念､思维方法都常常被当做理所当然的东西加以接受和坚持｡胡塞尔揭示过这一现象:个人行为的“习性是一种在生活过程中以往自然经验执态行为的沉淀｡它本质上是被这样一种方式所决定的,这种方式是指:人格性这个特别的个体性是如何通过本己的经验行为而受到在动机方面之引发的;这种方式同样是指:人格性本身是如何以本己的赞同和拒绝的方式而受到陌生的和传习的经验的影响的｡”[8]当人的技术化行为成为人们熟练的､习惯性的行为方式乃至内在性格后,人们会习以为常地奉行它们,同时会把它们当成既定范式去认识和对待新的事物｡行为主体要对技术化的生活方式､社会环境､主体自身的行为加以反思和超越成了异常困难的事情｡正是这种实践性､习惯性的技术化生活,让人们同样习惯地适应和承受着技术自身隐含的负面效应､不确定性风险,并且在生活的整体化过程中还会经过主体行为的多样化､泛化把技术的负效应､不确定性风险扩散到其他方面,引发主体行为整体的不确定性或异化风险,形成行为不确定性的叠加与联动｡这在人类进入高科技时代的今天,在面临科技运用负效应广泛存在的环境里,尤其要注意对科技理性和实践后果在规律性､价值性等方面存在的不确定性风险的认识､预防和治理｡
二､主､客体关系不确定性的科学技术追问
当代高新科学技术对主体行为不确定性的影响,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于它深刻嵌入了人对于社会现实､对于主客体关系之认识与实践活动,促使这些方面形成新的联动机制和运行的不确定性｡成几何级数发展的高新科学技术,经由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力度改变着客观世界,把人的主体性力量深深嵌入对象世界中｡我们须秉持马克思实践唯物论的主张,把环境､现实､客观对象的理解,当做人的感性活动､当做实践产物从主体性方面去把握｡[9]同样,科学技术广泛深刻地介入认识活动,影响认识对象的持存与呈现机制,造成了远非局限于微粒子世界的大量测不准关系｡这使主体行为不确定性的研究,也须按照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提出的,关于在对象的本质力量与人的本质力量之相互作用､彼此建构､互相规定中去考察认识活动与对象事物的思路,[10]进行这一复杂现象的认识论解释｡值得欣慰的是,复杂性理论的诞生与发展,以科学事实深化､丰富､实证了马克思上述的元哲学理念｡对象事物的不确定性,除了它有类似于微粒子那样一种波粒两相性的原始品格之外,更主要的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形成的随机性运动｡后者包含的认识论意义,从哲学界面更广泛地引发人们对被观测对象非纯然客观的理解｡可以逻辑地认定,马克思1844年至1845年间反复强调的关于对象世界的认识,必须充分关注客体事物经过人类凭借科技手段加以人化所产生的变迁,因而须实行主体性理解的深刻思想,是后来量子力学不确定性理论的哲学预兆｡而非线性复杂系统思想则从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出发,把马克思揭示的关于对认识对象作主体性解释的理论,进而把主､客体在认识中的对象性关系之焓变性､非恒稳性,给予了当代版的深入阐发｡
复杂系统理论的阐发者莫兰这样陈述对问题的见解:由于主､客体及其环境的辩证互动和相关律,“世界处于我们精神的内部,而我们的精神又处于世界的内部｡主体和对象在这个过程中彼此是建构者｡但这并不导致一个统一的和谐的观点｡我们不能摆脱普遍化的不确定性的原则｡如同在微观物理学中观察者干扰着对象､对象干扰着观察者的知觉一样,对象的和主体的概念同样地互相干扰,每一方都在另一方中打开一个缺口｡我们将看到,在主体和环境的关系中存在着根本的､本体论的不确定性”｡因为主体､客体和环境三者彼此开放,相互规定对方并接受对方的建构｡这种复杂系统非线性运动的观念将带来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客观性､决定论的倒退,同时“作为第一个收获带来的是认识的普遍倒退,不确定性”｡[11]缘何如此呢?因为社会行为､实践所构作､所面临的世界,是一个属人的世界,是一个主客体相互作用､相互生成的世界｡而发生在这样一个相互开放､不断生灭流变的不确定实践及其世界中的科学认识与技术化行为,必然具有因认识对象､认识活动本身的不确定性带来自身的不确定性,而且会经过实践把这些认识的不确定性嵌入人化的对象世界,形成人化世界的行为和结果双重的不确定性｡
这样,主体认识及其实践的个性､偶然性,与自然事物自身的特征､偶然性,在变动不居的实践中彼此触碰､相互创造,必然形成由主､客体实践关系的偶然性带来的不确定性｡主体把自身不确定的认识及实践作用加予客体,引发和加剧客体的不确定性｡客体及其与环境之间的复杂互动形成的不确定性又反馈给相关主体,也培育和强化主体及其知行的不确定性｡正是这些互动､复合的不确定性之相关律,使人们有理由认为,主体行为及其环境的不确定性,既由主､客体相互规定的作用所构建,反过来,它们又分别给主体､客体的性状及其界说､理念以不确定性的影响｡它们使那种独立于环境之外､孤立的对象或主体的概念成为不完满的概念｡“纯粹客观的世界的概念不仅被剥夺了主体,而且也被剥夺了环境､超出它的东西｡从而它变得极端贫乏,关闭在自己本身中,只建立在客体性的公设上,被不可探测的空虚所环绕｡同时在它的中心——应该存在关于这个世界的思想的地方,存在着另一个不可探测的空虚｡主体的概念的状况是:不是在经验的层次上极其渺小,就是在超验的层次上过度膨胀;现在轮到它失去环境,在消灭世界之后自我封闭在唯我论中｡” [12]莫兰的论述似乎在主､客体关系中表明了一种机理性的反讽:不确定性的关系才可能是确定的｡
事实上,主体对自身的认识论确证,不能脱离对主体的所处环境､面临对象的不确定性及其受动性之考察而完成｡诚如马克思说的,“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因而,“那些特殊的人的感性的本质力量,正如它们只有在自然对象中才能得到客观的实现一样,只有在关于自然本质的科学中才能获得它们的自我认识”｡[13]不仅主体､客体､环境的事实关系制约着主､客体各自的确定性,而且三者相互建构､规定的情形之具体变化､偶然波动,以及主体对这种作用机制的测度､理解和运用,还会多方面地影响主､客体及其关系的确定性｡恰恰是基于这诸多致因生成的不确定性,复杂系统理论认为,“偶然性打开了人类精神面对世界现实和面对它自身的现实的不确定的难题｡昔日的决定论是对现实的本性的本体论的断定｡偶然性则只是引进了观察者对现实的关系｡昔日的决定论排除组织､环境､观察者｡被丰富了的有序概念和无序概念彼此相互引进｡它们两者都要求科学少简化一些和少形而上学一些｡” [14]可见,我们对主､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系统分析,进而对必然/偶然､确定性/不确定性关系的深刻解释,的确会多方面地延伸主､客体关系及主体行为机制的辩证法,使量子力学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在新型主､客体关系的论述中,得到科学的发创和哲学的引申,使人们对于决定论/必然性/确定性,与非决定论/偶然性/不确定性,以及两系列范畴关系的理解,实现由传统到当今的认知一思维范式的创新性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在强调主､客体相互作用,因而强调认识对象的主体性过程中,所形成的对客体本真态如实把握之非精确性的追问,还进一步强化了对认识活动开放性､认识结论相对性的理解｡人类思维的至上性与非至上性,认识工具对于客观事物的可及性与不可及性,实践对于认识检验的现实性与非现实性等一系列主体因素及其与客体的互作用机制,无一不会造成认知的不确定性与相对性,因而对认识及其实践行为的不确定性理解,也奠能外出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寻因｡
科学一哲学家们,几乎形成了一种基于对不确定性原理的复杂思考而达至的共识:“科学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对话,这种对话的结果不可预知｡在20世纪初,谁能想象到不稳定粒子､膨胀宇宙､自组织和耗散结构?但是,是什么使得这种对话成为可能？时间可逆的世界也会是一个不可知的世界｡认识假定世界影响我们和我们的仪器,不仅假定存在着认识者与已知知识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假定这种相互作用会造成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区别｡演化是科学必不可少的条件,事实上它就是知识本身｡”[15]人们从认识活动之主､客体的相互开放､相互作用､相互规定中,进一步揭示和理解了要真实地认识对象事物,必须认识认识活动中的人与客体的相互干预和搅动,必须理解认识主体的地位､作用､价值声索和文化规定性,是这样一些复杂因素的多相互动,影响了认识活动本身的确定性｡人们逐步形成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知识理性:“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认识人性和认识自然界内的人类境况,是科学的一个中心课题｡” [16]科学家们之所以把建立在量子力学､热力学第二定律基础上,并经过非线性复杂系统思想延伸论证的当代科学研究方法,当做人与自然的一种新的对话方式,就在于这种新的科学范式坚决摒弃了以往建立在经典力学基础上的确定性及其机械决定论,那样一种把自然视为一个僵死的､被动的对象世界,其行为如同一个按照编程规则不停运行下去的自动机之观点;因此也放弃了把本来处于和自然对话中的人从自然界孤立出来的抽象主体论,而将人置于和自然更加密切､高度互动的关系中｡
在关于人与对象世界相互建构的研究中,我们必须区分人为作用机制与自然机制的特点,澄明两者互动的合力机理｡总体来说,人为过程是追求决定论的和可逆性的;自然过程则包含着随机性和不可逆性的基本要素,具有丰富的､自发的活性力量｡这一方面,是自然以其自在的可变性影响着人对自然的认识与实践关系;另一方面,它又能以因变的方式承受人类的作用,形成自然回应于人的“生动对话”｡同时,主体更会在自身行为的不断调整和变换中,引发､回应和一定程度地控制自然事物的变化｡基于这样一种主体与对象､环境之间复杂的物质､能量､信息变换关系,今天人们的认知“兴趣正从‘实体’转移到‘关系’,转移到‘信息’,转移到‘时间’上｡” [17]人们关注世界的方式与内容,以及对待世界的总体态度,有了诸多的随机灵动,放弃了以往的那种机械性､刻板性与确定性的宿命论确认｡而所有这些对人为干预认识对象所造成的认知的不确定性,使从事认知活动的人们面对着一种地位推升和理性贬抑的悖论:一方面强调认识的主体性,极端重视人为影响对认识对象､过程及其结论的干预,并把这一问题的研究作为“测不准现象”一类科研活动的中心环节对待｡另一方面,又在充分估量认识主体性意义的同时,弱化了认识的客观性､确实性､真理的绝对性与稳定性,使认识的结论处于认识主体之干预客体这一前设的逻辑证伪之中,增加了主观性､相对性和不确定性色彩｡就像普利高津在“终结确定性”的讨论中对科学知识不确定性所做的结论那样:“纳巴科夫的信念仍然正确:‘凡是能被控制的决不会完全真实;凡是真实的决不会完全被控制｡”, [18]这造成了认知一实践主体的自恋性可哀:以操控认识对象的胜利,换来认识失真的回馈｡
三､行为不确定性生成之源与求解之道的科技悖论
在高新科学技术广泛深刻地嵌入社会生活的今天,社会主体的相互作用变得空前复杂又无比宽泛,人们处在高度敏感而多方面的互动中｡在共时性中,我是构成他者的原因,是建构他者的他者;他者又是构成我的原因,是建构我的我者｡在历时性中,我既是历史的又是未来的,我是往者的造化,又受未来的理想与科学预示所建构并成为未来的创造者甚至被创造者｡在人们相互创造的时空维度上,每一主体行为是原因也是结果｡主体行为互为因果逐渐集合成一种总体性的行为和境况､反应和逆反应的混合物,其确定性和不确定性融为一体｡人们的实践及其运用的科学技术,纳人了一种无比宽泛的社会文化网络中,形成了一系列非线性的互动机制｡“在这里技术可以被看做一个螺旋状的过程｡技术看起来既是社会需要､利益和冲突的产品,又是它们的手段｡技术既是原因,同时又是结果｡”[19]这样一种因果关系的共时空性,几乎使运用科学技术的每一人为事件都可能包含一种悖反的两面性:损､益关系是高度可变的,眼前､局部之益可能暗藏未来､全局之损;或一部分人受益可能导致另一部分人受损,效益及其实现法则既是确定的又是不确定的｡科学技术在制造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承载着社会主体的祈福愿景,但事与愿违,它们又每每让人们在不确定性中经受痛苦与损失的煎熬｡科学技术不可能对文明之利与害做出确定性的精准预测,常常陷入福利与风险同时增长的夹击中｡科学在反观自身实践的价值属性时,扮演着十分尴尬的角色:在积极寻求解决不确定性风险､克服负面效应的同时,又要为维护自身的存在意义而充当负面后果的辩解者,因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主体行为的不确定性问题｡
科学技术对源于自身不确定性的风险之难以确认,有更具体的认识论原因:一是科学技术本身成为主体知行不确定性的自源体,在持续生成不确定性的过程中追求思想和行为的确定性,有一种缘木求鱼的认知悖论,难以在知行合一中形成合理的确知｡科学技术付诸社会实践后,它们面临自身客观化的过去和现在,成为行为主体要科学分析和解决的现实问题的生产者｡人们在自然和社会中求真､致利的知识､手段,可能同时是囚困甚至伤害人类的消极因素,而引发的问题还只能依靠不断生成它们的科学技术去解决｡“结果,反思科学化的机会似乎与风险和所开列的现代化缺陷成正比例增长,而和对科技文明进步的颠扑不破的信念成反比例增长｡风险得以被科学地开放和对待的大门,就是科学批判､进步批判､专家批判和技术批判｡”[20]在科学技术实践成果的否定性理解中去寻求主体行为不确定的缘由或致因,这种被质疑和否定性拷问的科学,它们所得出的关于不确定性的结论和解脱之法,又凭什么说都是可信可行､确定不移的呢?在否定的前提中要得出肯定的结论,无疑有巨大的逻辑困难｡因而当代科学技术引发的主体行为不确定性,并未因为科学的发展与反思性增强而急剧减少｡
二是科学技术行为的专业信仰和利益诉求相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对客观世界的错位进取,必然引发主体行为的紊乱与无序,形成难以事先精准预测的不确定性｡因为社会主体在科学技术研发与运用过程所秉持的科学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普遍地存有矛盾,它们必然导致认知､意志､目标的离散性,进而解构行为的确定性｡马克思很早就关注到了这一复杂现象:“在科学中‘单个的人格’能实现普遍事务,而且普遍事务也永远是由单个的人格来实现的｡但是,普遍事务只有当它不是单个人格的事务而是社会的事务时,才能成为真正的普遍事务｡这时不仅形式改变了,而且内容也改变了｡”[21]这表明,科学技术行为中单个人格的事物,总是要经过无数社会环节才上升到普遍事物,而当它们成为普遍事物时,其内容和形式就不再是单个人格的简单加和了｡其中单个人格通过社会行为有多少保留在普遍事物即社会合力效应中,对单个人来说是非常不确定的｡正因如此,社会实践中“技术的改进和大部分自然资源的发现,是出于人的直接意愿,尽管后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更是一种偶然欲望的改善,部分是一件深思熟虑的事情,部分是因为相伴其他努力而生的,部分则是‘就这样产生’了｡”[22]这里,奈特似乎暗示了一种由必然而至偶然的反向逻辑推理:科技发明创造源于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与利用,但如何认识､利用科学技术却受到主体利益､意愿､思维乃至人格方面等偶然因素的制约｡因而即使是反映了某种必然性的科学认识,即使是在必然性激发下形成的认识与实践行为,最终难免偶然因素特别是各种利益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我们在审视､理解和处理科技实践之不确定性一类的文明风险时,需要在科学技术反思中一定程度地放弃单纯固守其孤独的实验逻辑的做法,而将问题置于科技与经济､政治､文化多相联系的社会行为中去思考｡这是一种由确定性的认识在付诸实践中因多种利益､意愿､境遇等偶然因素综合驱动而形成的不确定性机制｡它们是在科学认识与功利诉求联系中之居间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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