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斯巴达元老院制度

斯巴达的元老院起源于荷马时代的长老会议。莱库古改革后，元老院由28名元老和2名国王组成，初步摆脱了血缘关系的束缚。元老是一位行政经验丰富、道德水平高的60岁以上男性公民。元老是通过选举产生的，主要由公民通过呼声的次数和水平来决定。国王在元老院中处于主导地位。元老院和国王有权向公民大会提出建议。同时，元老院和国王也有权否决公民大会的决定。元老院主要负责国内重大政治事务，如死刑、剥夺公民权、没收财产等。

二、斯巴达双王制

在斯巴达城邦政治中，双王制是一个独特的制度，是在多里亚人入侵伯罗奔尼撒的过程中形成的。两位国王分别来自阿基斯族和欧律蓬族。王位在两族内部世袭继承。而且他们地位平等，权力相同，特权相同。斯巴达王拥有宗教权力，这源于他作为社区领袖的地位。这两个王族来自社区的不同部落。他们首先是氏族的父母，其次是部落的领袖。最后，他们是社区的领导者。家庭父母有权祭祀家庭。当他们成为部落领袖和共同体领袖时，他们就有了部落共同体的祭祀权。军事权力是斯巴达双王的重要职务和基本权力。因此，斯巴达双王的军事统帅地位是其王权的重要基础。除上述两种权力外，早期斯巴达王权还具有一定的司法权力，管理社区公共财政和处理战利品的权力。莱库古改革对斯巴达双王制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改革破坏了斯巴达双王权力的原始基础——种族部落。但是，同时“瑞特拉”还明确规定了双王在斯巴达城邦政治中的地位。它保证了斯巴达双王作为城邦正式制度的地位，为古典时代的斯巴达王制奠定了法律基础。同时，也确认了双王是元老院成员的合法地位。但在改革中，元老院的设置实际上增加了制约斯巴达城邦双王的政治因素。在“瑞特拉”元老与双王并举。也就是说，元老院既能与双王合作，又能与双王对峙。从制度上看，当双王与元老对峙时，他们在元老会中处于弱势地位。可见，对于斯巴达双王来说，元老院无疑是一个强有力的制约。其设置起到限制王权的作用。在修昔底德的记载中，监察官有权直接逮捕斯巴达王。由于监察官在斯巴达城邦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强大的监督权和非常权利的执行手段，它构成了对双王权力的全面威慑。继检察官的设立之后“公元前506年军事法案”这也削弱了斯巴达双王在军事领域的许多权力。法案规定，双王不能同时出征，开始限制斯巴达王的军事统帅权，这最终导致了古典双王制的形成。

三、斯巴达监察官和公民大会

公元前7世纪上半叶，斯巴达成立了代表平民利益的监察官。它是古典时期斯巴达城邦的最高行政长官，共有5人。所有公民都有权当选，不分贫富。任期一年，权限极大。虽然斯巴达的监察官没有雅典的400人会议或500人会议那么具有代表性，但它也是一个代表平民利益的集体权力机构。监察官成立后，逐渐获得监察权、提案权、裁决权等重要权力。这就限制了斯巴达双王的权力。不仅如此，主持公民大会也是监察官最重要的权力之一。在古希腊城邦制度形成过程中，随着平民等下层社会地位的提高，公民大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国家政治中重要的权力机构。根据“瑞特拉”斯巴达公民大会已成为具有明确权力、固定会期和会所的政治机构。这提高了人民和公民大会的政治地位。这些规定也使公民大会初步摆脱了贵族的控制。它促进了斯巴达民主政治和政治民主化的发展。“瑞特拉”公民大会需要定期召开，享有表决权。公民大会可以表决的问题，大到和战的计划，小到国王结婚生子。公民大会有选举权。一些重要官员，包括元老会的元老和监察官，都是斯巴达公民大会通过相对固定的程序选举产生的。总之，公元前4世纪中期以后，斯巴达公民大会失去了以往的政治影响。主要原因是斯巴达贫富分化加剧，公民队伍解体。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社会土地并购严重，公民人数急剧减少。随着公民人数的减少，国王的权力越来越突出，监察官越来越成为王权的附庸，公民大会的权力非常小。总的来说，在斯巴达历史上，公民大会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权力机构。然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公民大会的权力和地位并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在斯巴达国家成立之初，公民大会就已经出现了。之后，公民大会在斯巴达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监察官一道，构成了斯巴达古典立法机制的核心。自公元前4世纪初以来，斯巴达公民大会逐渐失去了政治意义，并在公元前3世纪完全退出了斯巴达政治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