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学派后，欧洲法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加速，政治民主化浪潮席卷欧洲。相反，康乾盛世后，中国运转衰落。中西文明的巨大差距逐渐改变了西方传教士、商人和旅行者对中国的看法。欧洲追求中国文化的热情逐渐消退，笼罩在中国帝国上的神秘面纱逐渐消退。所有这些都改变了法国知识精英的中国观，开始从盲目崇拜转向理性观察。19世纪初，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萨伊对中国的看法体现了这一趋势。在萨伊1803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中国不再是魁奈最好的帝国形象，也不再是斯密描述的富国形象，而是一个贫穷、落后、保守的国家。关于中国的贫困，萨伊指出:“印度和中国的一些部分不仅人口过剩，而且生活贫困。”中国和印度“严格地说，他们的穷人总是得到只够生活的必需品。在这些国家，普通年份的产品只足以把这么少的食物分配给他们。如果收成有点差，很多人会因为完全缺乏普通必需品而死亡。所有记载都说，由于这个原因，饥荒经常发生在中国和印度斯坦的许多部分，并造成严重的灾难”。[10](P426-427)批评中国保守落后，他说：“中国人是一个极其多疑和拘泥的民族。由于地理位置遥远，版图广阔，特殊需要，他们可以完全不依赖其他国家。因此，允许他们与他们商量是一种特殊的利益，也是朝不保夕的利益。因此，如果我们不忍受没有他们的茶、丝绸和南京棉布的痛苦，我们必须采取预防措施，只有预防措施才能确保贸易的继续。”

和当时西方许多其他学者一样，萨伊也注意到了中国“溺婴”他谴责这一现象：“中国的杀婴行为证明，当地的宗教偏见使得预谋远见不能应有地阻止人口增加。我们不禁为这些偏见感到遗憾。人越进化，感觉越敏感，对这种杀人行为越痛苦”。[10](P420)亚当•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英国和中国发生的两起历史事件彻底改变了英国对中国的看法。首先，1793年，英国政府派马德拉斯总督马加尔尼以庆祝乾隆80岁生日的名义出使中国，要求清政府增加商业港口，降低关税，并派公使驻京。马加尔尼的中国之行预示着马加尔尼的中国之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与“世界上唯一的文明国家”[11](P2)对抗的开始。结果引发“礼仪之争”英国的要求也被拒绝了。这一事件加剧了英国人对中国的厌恶，他们追求自由贸易的理念，渴望打开中国市场。二是1840-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这场不对称战争以中国的惨败告终，中国在英国人落千丈。这里只有约翰•以穆勒为例，窥视当时英国经济学家的中国观。约翰•穆勒(1806-1873)是19世纪英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工作了35年。业余时间从事经济学研究。东印度公司是一家垄断远东贸易的特权贸易公司，也是英国唯一允许与中国和远东进行海外贸易的官方公司。这种工作环境给了穆勒比当时英国其他经济学家更多中国的机会。穆勒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一书在讨论经济理论时，多次介绍中国作为负面案例。在谈到决定生产要素生产力的原因时，穆勒认为社会为其成员提供全面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有一定的资产，总是担心每一次动荡都会被贪婪的政府官员带走，那么很多人就不太可能努力生产比日常必需品更多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