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一种新型的､有别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统治力量和工具,它使人丧失了主体性,造成人类社会的物化和异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进行巧妙辩护｡哈贝马斯的这种观点具有合理性,即它使人类认识到科学技术也有负面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但他夸大了科学技术中价值因素的作用,错误地认为科学技术是剩余价值唯一的源泉,片面地阐述科学技术的本质｡这启示我们,要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目的,要加强主体间的交往和对话,要做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重｡
【关键词】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合法性
    当前,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应用给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但同时,科学技术也给人类带来了烦恼,人类面临着一系列深层次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惑,而且这些问题和困惑又是相互关联､密切联系的｡因此,如何看待和评价科学技术的性质和作用,国内外有不同的争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危机进行了深刻的诊断和论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一种具有隐蔽性的新型的意识形态,它积极为资本主义辩护,消解人的主体性,同时也破坏了资本主义的民主体制｡他的这些观点,对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困惑,尤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国梦”有重要的启发｡
1 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的逻辑理路
    20世纪以来,人类社会面临着深刻的矛盾和困境,一方面,科学技术极大地推动了社会发展,创造了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人类生存的面貌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但同时,科学技术也不断走向异化,它消解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法兰克福学派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等做了精辟的论述｡
    1968年,哈贝马斯发表了《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的长篇论文,在文中他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他的批判思想｡哈贝马斯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技术不断渗入社会的方方面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经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一般生产力”变成为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第一生产力”,“自19世纪后25年以来,在最先进的资木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其一,强化国家干预,这确保了制度的稳定;其二,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这使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他提到,科学技术的应用逐步从军事领域､工业研究扩张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体系,“自19世纪末叶以来,标志着晚期资本主义特点的另一种发展趋势,即技术的科学化(dieVerwissenschaftlichung der Technik)趋势日益明显，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研究是同国家委托的研究任务联系在一起的,而国家委托的任务首先促进了军事领域的科技的进步｡科学情报资料从军事领域流回到民用商品生产部门｡于是,技术和科学便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 [1]｡他进一步阐述到,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科学技术就是力量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此基础上,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劳动”越来越“合理化”,消解和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削弱了主体间合理的“交往行为”,目的的合理性取代了人们交往的合理性,人与之间的关系发生变异,逐步沦为物的关系,最终使人走向全面物化或异化,人成了被统治的对象｡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已经成了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为统治提供合法性的力量,它虽然与传统的意识形态不同,但它同样具备为现状辩护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功能｡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政策制定和实施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和技术专家,使人们感觉国家再也不是一个统治工具和暴力机关,“而是成为一般说来是合理的行政管理机构” [1],使得科学技术和社会管理“结成了一个不透明的但功能上相互交叉的体系｡这个体系实实在在地成了我们生活的基础” [2]｡实现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合法性的巩固,政府对人民的统治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简单,科学技术不断以巧妙隐蔽的形式渗透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事务中去,使科学技术往“合理化”方向前进,人们沉浸在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繁荣和文明景象中,使人类觉得当前人类的主要问题是人与自然的问题,而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更为关键,这消解了人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最消极的后果是企图以控制自然的方式来控制人类社会,最终使人丧失对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政治表达等人类面临的基本但又重大问题的思考,使得科学技术逐渐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积极为资本主义合法性辩护｡他说道:“如果合法化力量能成功地把实践问题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甚至能成功地阻止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普遍主义激进化问题产生,那么,这样一类与合法化相关的问题甚至不需要被考虑” [3]｡同时他指出,人类社会不能无限夸大和崇拜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因为科学技术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和化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各种“危机”,也无法赋予资本主义社会彻底的合法性基础｡科学技术成为意识形态,必然最终实现对人的控制和统治,使人裹挟在科学技术之中,导致人的主体性缺失和并走向异化,破坏了资本主义民主体制,最终使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成了唯一的选择｡
2  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的合理性与非合理性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论对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使我们进一步认清科学技术的两面性,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内在缺陷｡
2.1 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的合理性
(1)使人们认识到科学技术具有负面性
    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是价值中立的,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要素,因此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类需求,为我所用｡但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它除了具有正面的作用外,还具有负面的影响,即它遮蔽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使劳动“合理化”及劳动的异化,使人成了工具,人失去了本质所在｡原本作为工具性的科学技术,在发展过程中渐渐代替了作为主体性的人,科学技术呈现了二重性特征,科学技术成为一种统治形式和统治力量｡同时,劳动的“合理化”使人的交往“不合理化”,人被科学技术吞没了｡这使我们了解了科学技术的另外一面,使我们在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更加理性和审慎,既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也要避免其消极影响,为我所用｡
(2)使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不可调和,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有较强的容纳能力,资本主义国家也十分注重调节阶级矛盾,利用提高工人待遇福利､大力发展生产力等手段缓和阶级矛盾,促进国家发展,矛盾得到进一步缓和｡而哈贝马斯的观点,使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大力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使人们沉浸在物欲中,消解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只懂得享受当前科学技术带来的便利和幸福,而失去自己的主体性,科学技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方面面｡使得科学技术的工具性一面遮蔽人的主体性,从而使人的能动性､对多元价值的追求受到压抑,科学技术成了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现状的合法性基础和工具,它化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化危机,巩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基础｡科学技术意识形态不仅有着强大的操纵与控制的功能,而且是披着一层美好的面纱,以正面美好的形象出现,带有极强的欺骗性和迷惑性｡而“在技术面纱的背后,在民主政治面纱的背后,显现出了现实: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在作预先规定的自由选择时的沦丧” [4]｡
2.2 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意识形态论的非合理性
(1)片面夸大了科学技术中价值因素的作用,无法洞悉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密切关系
    不可否认,科学技术与价值之问的确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的确在资本主义国家被利用,用以迷惑和操纵公众,巩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地位,具有一定的消极作用｡但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是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统治形式和力量,具有为现状辩护的功能,这些夸大了科学技术中价值因素的作用｡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并不会单纯有着操纵和控制人的功能,也不会消解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而起到意识形态作用的科学技术是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晚期,是一种特有的现象,亦即是资本主义制度这个特有的社会制度导致了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它的性质,即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科学技术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基础和统治地位,为统治者服务,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无孔不入,使得目的合理性取代了交往的合理性,人们不再关心政治问题､民主解放问题､政权问题､人权问题等,只关心现实问题,满足于科技带来的各种便利和财富,导致民众缺乏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民众渐渐被“非政治化”｡在从根本上有别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充分发挥了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发展,改变了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这说明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之间存在必然的密切关系｡“在我看来,更为重要的是,技术统治论的命题作为隐形意识形态,甚至可以渗透到非政治化的广大居民的意识中,并且可以使合法性的力量得到发展” [1]｡导致这些不是科学技术本身所带来的,而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及其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所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科学分离出来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 [5],因此,哈贝马斯陷入了一种“文化批判”理论｡
(2)错误地认为科学技术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是唯一生产力,是生产力,社会财富的唯一创造者” [6]｡他强调在资本主义晚期社会,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马克思所创立的劳动价值论已经不再适用,已经没有存在的基础,因为“当科学技术的进步变成一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时,在非熟练的(简单的)劳动力的价值基础上来计算和研究发展方面的资本投资总额,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而同这种独立的剩余价值来源相比较,马克思本人在考察中所得出的剩余价值来源,即直接的生产者的劳动力,就愈来愈不重要了” [1]｡很明显,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是剩余价值唯一的源泉,劳动力只在社会的前工业阶段才有决定意义,即剩余价值与劳动力无关｡马克思认为,剩余价值指的是劳动者创造的超过自己及家庭需要的那部分价值,它的唯一的来源是劳动者的活劳动,是劳动力,这与哈贝马斯所认为的不一样｡“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但科学技术并不是生产力的唯一源泉和动力” [7]｡“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结底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8]｡
(3)片面地阐述科学技术的本质
    哈贝马斯认为科学技术具有两重性,即既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也遮蔽了人的主体性,但他却走向了极端,最终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种种异化和矛盾都是由于科学技术造成的,科学技术最终阻碍了社会的进步,这是对科学技术本质的曲解,没有认清科学技术的真正本质,走向了极端主义和悲观主义｡哈贝马斯的这种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相反的,马克思恩格斯对科学技术赋予极高的评价和肯定,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是推动社会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动力之一,具有极高的价值,“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9],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产力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 [9],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不仅使生产力发生极大的变革,同时,也引发了生产关系巨大的调整和变革,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进步,“随着一旦已经发生的､表现为工艺革命的生产力革命,还实现着生产关系的革命” [9]｡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变革力量,不断赋予人民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为社会变革､人类最终走向解放提供了保证｡而科学技术成为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是产生于资本主义晚期社会,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因此不能完全否定科学技术的积极作用｡
3  哈贝马斯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论的当代启示
3.1 以人为本,把人作为发展的目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哈贝马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人不断走向物化和异化,人类成为科学技术统治的对象,人类在潜移默化接受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中逐渐丧失了主体性,压抑了人的主观能动､多元､价值的追求,人们满足和安于被科学技术统治和遮蔽的现状｡这提示我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国梦”时,不应片面追求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更不能牺牲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个终极目标为代价,警惕和防止科学技术成为束缚人､压抑人､控制人的工具｡应该更加尊重人的主体地位,确立发展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念,即科学技术是发展的手段而非目的,人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在发展中,要牢牢掌握人的主动性､主体性和能动性,防止为了发展而发展的错误行为和理念｡
3.2  要加强主体间性的交往和对话,恢复交往行为的合理性
    哈贝马斯的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论,虽然有片面性,但从一个角度启发我们,虽然社会主义制度有别于资本主义制度,但也要时刻警惕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防止科学技术对入的操控､统治和物化,限制科学技术的无限扩张和应用,从根本上认清科学技术的欺骗性和迷惑性,恢复人与人之间交往行为的合理性｡哈贝马斯提出通过普遍和自由的讨论,尤其是在政治家和技术专家中进行批评和谈论,达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来消除技术的异化,而语言成为这种交往合理化的重要媒介｡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要求摆脱功利性的手段对生活世界的侵入,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相互行为,是互为主体的,而非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主体是目的､是能的,“因为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所以,主体间性的关系按本质和理想状态来说,应是互为目的的关系”[10],通过交往的合理化,并把它上升为一个高度来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交往,使科学技术真正成为人类解放､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有力力量,实现社会的现代性｡交往活动的合理化和主体间性的思想,启示我们要加强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协商和对话,加强政治家､技术专家､公众､媒体等等社会各主体对社会重大问题的讨论,将科学技术纳入价值性的谈论和应用中来,相互尊重､相互理解,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进一步恢复生活世界的再生产能力,共同营造充满道德自律､生机活力和相互真诚尊重的社会共同体,达成共识,从而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交往的合理化和和谐相处｡
3.3  更加注重弘扬人文精神
    科学技术并非是中立的,它在特定的情况下成为一种消解人的主体性､奴役人､压抑入的统治力量,科技的发展伴随的是各种物化和异化现象的产生,科技理性的片面扩大必然导致人文理性的缺失,人与人关系的冷漠,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早期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进程就是惨痛的教训,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科学所造成的各种恶果,不能用科学本身来根治” [11]｡因此,这提示我们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要避免重蹈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不断改革各种社会体制机制,理性对待科学技术,既发挥它的积极作用,也要避免它的消极影响,在社会中更加弘扬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对人类生存价值和意义的关怀,它寻求人的本质和终极意义,它能陶冶人的情操､激发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要充分发挥人文精神在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内在修养､提升人的主体性地位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张扬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做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协调并重和良性互动,有效地协调和整合科学技术与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相互关系,更好地发挥它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变革社会､促进人类自由解放的重要作用,最终使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尤尔根•哈贝马斯.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238—239.
[3]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98.
[4]赫伯特•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90.
[5]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33.
[6]任皑.哈贝马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评析[J].哲学动态,1999,(2):35—38.
[7]洪元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是生产力的理论[J].复旦报,1991,(5):2—7.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9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0]李楠明.价值主体性——主体性研究的新视域[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5.
[11]池田大作,阿•汤因比.展望2l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