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共管理理论在过去三十年里取得了重大发展,但却没有形成作为学科重要标志的方法论,从而导致学科的身份危机,甚至学科教学方面的困难｡公共管理定量研究方法具有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但定量分析不能涵盖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部内容,需要构建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论与研究方法体系｡
【关键词】:公共管理;定量研究方法;方法论;研究方法体系
一､是公共管理定量研究方法还是虐待研究方法?
自2006年起,以中山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首的公共管理学者发起了一场反思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热潮｡几篇代表性的论文发表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中,其共同的论断是公共管理研究已经陷入了方法论的“合法性危机”｡无独有偶,2007年西安交通大学公管学院与南京奥派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共同举办的“公共管理(人文)实验教学研讨会”上,一些学者也提出目前公共管理的研究尽管取得了较大的进步,但却缺乏学术规范自觉和研究方法指导,尚未形成学科共识和学术共同体,导致了学科缺位和学科危机｡研究与教学息息相关,公共管理学研究现状令人堪忧,教学状况也值得反思｡
一门学科是否具有科学的地位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科学性,不是由其研究什么来决定的,而是由其方法论来决定的,这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的共识｡由于方法论意识薄弱,我国的公共行政管理研究难免原地打转,本土化､原创性､科学规范的理论稀缺,无法与外国同类学科平等对话｡更解决不了我国实际问题｡即使是所谓研究我国问题的论著,也存在低水平重复,研究焦点过于集中,缺少学术批评和争论等弊病｡从一个学科折射出当前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通病[1]何艳玲在对中国行政学(1995—2005)进行研究评估后发现,既“无文献引用又无理论对话”的论文几乎占总样本的一半(43.6%)､有文献引用无理论对话的论文占41.8%,有理论对话的论文占14.9%｡她认为至少在形式上来看,行政学研究的规范性已经成为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在统计方法的运用方面,有94%的论文无统计运用;即便有统计,一般是描述统计,其他统计方法运用较少｡这同样是“一组让人非常惊讶的数据”[2]｡
一方面,如上所述,中国公共管理学界缺乏定量研究的论著,或者学科本身没有形成系统的分析方法,从而导致学科的身份危机;另一方面,在公共管理定量分析的教学领域,学生普遍会遇到三道“门槛”[3]:首先是听懂所讲授内容的门槛,其次是听懂内容但不会做题的门槛,最后是不会用所学知识解决公共管理中的实际问题的门槛｡这三道“门槛”的产生,主要源于:首先是教学内容问题｡传统课程的关注对象不是与教学对象关系不大,就是没有什么用处｡而且定量方法对于学生未来的职业是费劲的､乏味的｡一些学生会产生“不学定量方法不会怎样,但学定量方法却非常痛苦”的想法｡其次是教学方法问题｡公共管理定量方法主要是运用统计方法,统计方法则与数学有关｡从数学产生的历史看,这是一门由实践到抽象,再从抽象到抽象,最后由抽象到实践的学科｡长期以来,大部分文科生已经对剔除了由实践到抽象,以及由抽象到实践两个环节,仅仅从抽象到抽象进行推理的数学内涵不明就里,若在公共管理定量方法教学中仍然不顾实际,强调数学论证的严密性,从抽象到抽象的讲授方法,则无一例外地让人厌烦｡最后是教学导向性问题｡强调精确性而忽视应用性,使定量方法变成很不受欢迎且容易忘记的一门课｡这令很多学生产生这到底是公共管理定量研究方法还是虐待研究方法的困惑｡将公共管理定量研究方法等同于虐待研究方法对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极其不利,直接导致三种不良后果:
一是对定量研究方法本身畏惧,使公共管理学子们不能在学术刊物､会议上发表高质量的论文｡公共管理领域的学术刊物､会议上,仍然大量充斥着思辨性的论述､空洞的词汇和概念的讨论以及没有实证根据和想当然的结论｡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废话语言,已成一套话语系统,“要努力提高……不断加强……坚持……深入开展……加大力度……全面推进……抓紧抓好……不断提高……严厉……不断加强……大兴”几乎等同于政治表态和口号式的话语不仅在公共管理论文中泛滥存在,更传播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毛泽东当年呼吁,“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在当前仍然振聋发聩｡
二是对定量研究方法的一知半解,使公共管理学子们经常出现运用错误的方法和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一般常用“非常不满意,不满意,还算满意,满意,非常满意”之类的量表和以“1—5”的数据来说明问题;但是所谓的“不满意”､“还算满意”到底代表什么意思?“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还算满意”和“满意”之间的区别到底有多大?张三的“非常满意”和李四的“不满意”代表的会不会是一样的情绪?你的“还算满意”和我的“还算满意”可不可能指的是两码子事?也就是说,这些数据､量表其实并没有准确地说明研究者要说明的社会现象､人生经验｡这些表面上是操作和技术层面的问题,实际上代表着用数据描写社会现象､个人经验的局限性｡[4]在一次大学学术论坛中,一位学子竟然以某村管理制度的数量多少来判断管理制度的质量;在一次全国学术会议中,某位作者仅观察北京市地铁四号线某一周全日客流分布,就得出一个星期内是周几的负荷强度最大,应该对每周的这一天进行疏导的结论｡可以说,在研究假设､抽样､统计分析等各个定量研究方法环节都可能存在问题｡管中窥豹,社会上往往一些研究结论受到争议,与其说是在挑战人的道德底线,不如说是挑战人的常识底线｡诸如“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春运铁路一票难求在于票价太低”等论断｡而挑战人的常识底线的研究,则通常可以从其研究方法中找到缺陷｡这与西方学术界提到的使用不可靠和不可信的数据产生“垃圾进垃圾出”的结果是一致的｡
三是对定量研究方法的偏见,丝毫无益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积累｡偏见表现为两个极端:
一方面是对定量研究方法的嗤之以鼻和攻击,不断地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学术圈子里流传,“巫术”之名或定量研究方法失败的案例成为抵制运用定量研究方法常见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对定量研究方法的迷信,使公共管理的研究似乎陷入计量化和模型化的狭窄思想的牢笼之中｡这种醉心于通过建模来研究复杂的人类智慧和思维的企图表面上是抛开社会科学学术论辩的优势,甘愿成为自然科学的三等公民,实质上是思考模式单一,无法拓展学术思维,成为阻碍公共管理科学前进的壁垒｡[5]
二､公共管理定量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及相关关系
无论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还是大学研究机构,在获取信息､实施项目以及撰写报告时都日益依赖定量分析方法｡政府通过收集并处理人口､住房､教育､犯罪等方面数据,向公众展示国家正在稳步前进;企业通过销售和盈利的数据激励员工;社会科学家通过统计数据和分析,说明国家统计局可能大大低估了高收入组居民的真实收入,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导致中国实际的贫富差距远大于官方统计｡同时,这也意味着包括GDP､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等在内的一系列宏观统计数据的真实性｡
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社会科学就刮起了一股“计量旋风”,当时西方学术界“言必定量”,一篇再好的文章,如果没有用定量分析方法,将会被拒绝发表｡[3]事实上,公共管理领域尤其需要定量分析方法｡从机构改革､公务员改革､三公(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改革､政府预算､政府绩效等公共部门各个方面,决非“十羊九牧”之类简单描述就能说明清楚｡
首先,懂得公共管理定量研究方法可以正确地去理解公共事务｡政府和媒体在发布一则公共事务消息时,经常会找一些“专家”来发表简短的评论｡如果你真正关心某项议题,应该尝试搜索和判断专家的背景,他们所引用数据的来源是否可靠,该数据究竟透露出何种信息,等等｡如果专家具有利益背景,或者与事件方有相关的利益关系,那么其言论就会产生“专家靠得住,母猪会上树”的质疑声｡例如,2009年两会期间,数位医药卫生界委员提出“中国看病不算难,也不算贵,而是患者求医标准过高,导致医疗资源‘拥挤’｡应该对‘看病难看病贵’给出定义,确立标准”的议案,被网络评为2009年全国两会“十大雷人提案”｡任何定量中最重要的事是数据的来源｡数据不会说谎,但说谎的人却可以想尽办法让数据说谎｡常有报道称,由于学校设施的改善,学生们更加努力了;政府的报告强调,经济发展了,人民更加幸福了｡民众要先问:“是不是有什么他们还没有告诉我的,这种结论有什么可以得到支持的数据?”｡好数据是人们智慧及努力的产物｡坏数据的来源,则是懒惰､不了解甚至存心误导｡因此,当无效或无意义的数据或结论呈现在面前时,熟悉定量研究方法可以帮助你识别出来｡
其次,懂得公共管理定量研究方法可以科学地去做公共管理研究｡我国公共管理学界长期以来重视定性研究方法,而缺少依赖第一手数据的定量分析｡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公共管理科研成果在国际学术期刊的发表,制约了我国公共管理科学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公共管理大量的研究及成果被判定为是前科学的,只是对问题或变量所做的概念界定或描绘,并未对假设进行检验;许多研究是问题导向或实践导向的,是应用性的而非基础性的,往往囿于对政策或行政经验的描述,因而对学科知识的积累没有贡献｡“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基本原因是缺乏严谨的研究方法,尤其是经验——实证研究方法应用的不足｡”“针对严谨的研究方法缺乏的问题,学界应该加强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的探索,引入多样化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技术,这包括从问题或假说的提出到理论的形成､检验和发展的整个研究过程所使用的基本方法及技术｡当前我国的公共管理研究特别需要加强对经验研究或实证分析方法及技术的研究､引进和应用,补好经验——分析方法及技术的这一课｡还必须借鉴并应用当代科学方法论(如系统分析)和数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所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定量分析方法以及计算机技术,奠定研究方法论基础｡由此推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科学化､学术化水平的提升｡”[6]懂得公共管理定量研究方法,至少可以计算一个或两个变数的统计量,了解其中的逻辑,以及培养针对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研究人员进行交流的能力｡
最后,懂得公共管理定量研究方法可以科学地去做公共决策｡通过公共决策的简史的考察可见,古代公共决策的例子更多以赌博等方式呈现出来｡20世纪30年代以后,决策论开始在效用和主观概率的基础上提出｡二战后发展起来的运筹学在决策论的概念､方案的优化､统计决策理论､决策方法中有着坚实的基础｡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经济学家､数学家以及系统科学家的努力,定量分析开始广泛地用于工业､商业､经济､实用统计､法律､医学､政治和公共管理等各方面｡近年来,定量分析已经成了工业､商业､政府部门决策所使用的一种重要方法｡尤其对于公共管理者而言,面对大量的社会现象及其属性,以及不计其数的事实和建议,如何去繁就简找出复杂关系中有意义的东西,以免被误导,定量方法是个不错的选择｡例如,按照一般看法(媒体经常描述的),多重谋杀犯一般是一些精神有问题的人,牺牲者也被通常描述为只是不幸的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关于多重谋杀的定义看上去是清晰和明显的,但是,通过对1976年到1995年关于697件多重谋杀犯的详细的(美国)FBI报告的整理发现,多重谋杀犯很少是有精神病或是出于冲动,他们清楚而准确地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如何更好地开展公共管理定量研究,需要厘清两个关系｡一是对研究问题的发现､分析和解决关系的厘清｡此三者的关系可以简化为对研究问题因果关系的研究｡面对纷繁复杂的公共事务,公共管理研究者们的任务主要是找到公共事务内部的因果关系｡公共事务内部的因果关系在本质上都可以用数学函数关系表达式反映。
这一关系式高度反映出公共事务内部的因果关系的本质｡因此,公共管理之所以强调研究,“实际就是探索其中不计其数的f(x)｡无论谁､在何时何地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都可以视为针对特定的f(x)而做出的探索和努力”[7]｡
二是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关系的厘清｡在对特定的y=f(x)界定清楚的基础上,公共管理研究者们要做的就是如何求解y=f(x)｡定性研究同定量研究都是通往求解之路的重要工具｡定性研究主要使用访谈或文献资料,采用叙述性手法｡与此相对,定量研究则使用社会调查所得的数据,采用统计分析的手法｡实际上,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之间的差别远没有想象中的大,在很多时候,它们之间的区别更多的是在研究风格和使用的具体的技巧及技术上｡不论是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在因果分析的逻辑和过程中的作用是一致的｡“事实上,很多社会研究的设计结合了这两种研究方法｡一方面,定量研究的规范性可以使得研究结果更容易达到具有普遍性的目标;另一方面,定性研究的深入性可以使得研究中所尝试建立的因果机制更加清晰和准确｡”[8]
三､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论与研究方法体系
要阐述清楚方法论问题,首先需要从哲学层面将其同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作一个比较｡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本质的哲学问题Gruber(1995)给出的定义得到了许多同行的认可,即本体论是对概念化的精确描述,本体论用于描述事物的本质｡一般认为,本体论是关于世界某个方面或领域的一个特定的分类体系,这个体系不依赖任何特定的语言｡在知识工程领域中,本体就是通过对于概念､术语及其相互关系的规范化描述,勾画出某一领域的基本知识体系和描述语言｡从应用的角度来看,公共管理本体可以被定义为“公共管理学科领域中一套得到认同的､关于概念体系的明确､正式的规范说明”｡或者如其他学者定义的,“公共管理世界的本体是以特定客观形式存在的实体,并由人们主观加工,这种实体逐渐为人们所认同,将其制度化和合理化”[7]｡
认识论是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指研究人类认识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的哲学理论｡亦称知识论｡其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认识的本质､结构,认识与客观实在的关系,认识的前提和基础,认识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等等｡因此,认识论必然以思维和存在､精神和物质何者是本原这个哲学基本问题为出发点,而且将其贯穿于全部认识论的内容之中,由此引出不同的认识论结论｡根据公共管理科学认识资料,可以综合地考察认识的发生学前提､认识的生理——心理机制和社会机制｡由于认识的手段､方法和形式愈来愈多样化､精密化,公共管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间环节也更加复杂了,考察各种认识手段､认识方法和认识形式,如各种仪器､电子计算机､模拟方法､模型方法､数学方法､符号系统等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同发挥这种作用相适应的思维方法,又成了现代认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百度百科)｡
价值论是关于社会事物之间价值关系的运动与变化规律的科学｡本体论讨论的主题是“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认识论讨论的主题是“如何认识本原”,而价值论讨论的主题是“认识过程是否涉及价值判断”｡由于社会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本质上就是价值作用,任何社会事物的运动与变化都是以一定的利益追求或价值追求为基本驱动力,几乎所有社会科学都或多或少地与价值论存在某种联系,都自觉不自觉地以某种价值论为假设前提｡由此可见,价值论是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之一,价值问题是任何社会科学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例如,社会学是站在空间的角度通过对人的行为进行分析来研究和解释社会现象､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的规律性的科学;管理学是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合理配置,以求达到最大的价值增长率;法学是关于法律的起源､本质､形式､作用及其一般规律,法律通过强制性手段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公共管理学是探讨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利与公共利益｡
方法论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概括地说,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本体论考虑的是研究的主体和客体,认识论反映了主客体的关系,价值论反映了研究者在与客体发生互动过程中的价值立场,而方法论考虑的是这一互动过程中的方法问题,它应该和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保持一致｡[7]研究方法论的基本问题是研究者通过何种方法发现那些他们认为可以和应该被发现的事物或规律性内容｡我们用图1概括如下:
从不同的方法论出发,研究者可能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从研究的角度探究方法论,则可以再分为方法论､基本方法､具体方法和技术具体化｡第一个层面的方法论,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一切科学研究的指导方法｡钱学森曾经提到,认识论和方法论并非自然科学所独有,其他学科也离不开它们;而且在现代科学技术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渐统一了,不能区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根据美国公共管理学家杰伊•怀特教授[9]的分类,公共管理学研究存在三种研究取向:实证研究､诠释研究和批判研究｡无论选择哪种具体方法,公共管理学研究都要符合这些研究取向的质量标准｡第二个层面是基本方法,是方法论走向具体研究方法应用的中介环节｡这也是从公共管理知识是什么这一显性科学层次转入公共管理知识是如何增长的这一隐性科学层次｡第三个层面的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是哲学方法论通过一般科学方法原则应用于研究实践的具体表现｡比如实验法､谈话法､观察法､数理逻辑分析法｡[10]具体的研究方法和技术相对容易掌握,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跨学科使用｡参考吴建南的文章,我们建立三个层次的关系如图2所示[7]:
由于不同的方法论具有不同的特点,在运用时有各自的局限性｡在实践中,不同的研究者由于专注于某一种方法论,而被赋予某一学派的称谓,学派之间甚至相互攻击而不能兼容并蓄｡我们认为,作为一门新兴的科际整合的交叉学科,公共管理学本身具有宽广的知识背景和多元化的理论基础,各种方法论都能发挥功效｡
综上所述,对于中国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争论自学科建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早期存在思辨研究多､定量研究少的现象,在进入21世纪以来迅速发生转变,实证性定量研究方法开始“一统江湖”｡实际上,目前关于研究方法的争论已经不再是定性与定量的简单的孰是孰非的争论,该争论不但是国外相关争论在国内的延续,还跟这种争论难以改变国内定量研究的主流化局面有关｡中国目前管理学研究的重要特点是,重视定量研究､忽视定性研究,而定性研究中又非常缺乏对国际主流学界认同的规范方法论的运用｡而过于偏重定量研究的倾向与缺乏规范的定性研究方法论有关,因而构建中国管理学理论亟需开展规范的定性研究[11]｡定量分析当然不能涵盖公共管理的全部内容,必须在学习理解广阔的政治､经济､法律和社会领域知识的同时,获得和拓展其他方面的方法和技能｡
在教学中,公共管理专业的学子很多畏惧定量研究方法,甚至因此而畏惧任课教师,然而当定量方法以恰当的主题和正确的方式呈现时,他们则可以切实感受到学习方法的乐趣所在｡我们同样相信这些方法对于公共管理者及公共管理研究者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定量研究方法不仅在公共管理学科的教学大纲中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而且在公共管理实践中正确和科学地理解､分析和决策公共事务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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