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复兴的第二个审美内涵是与崇高紧密相连的新中国理性美的光芒。这种审美内容是在欧洲文艺复兴成功经验的启发下被发现和抛弃的。

欧洲文艺复兴前后的情况是，面对千年中世纪黑暗时代宗教教义、学院哲学教条、教会和宗教裁判的严酷，有识之士从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中汲取“人的理性”营养，形成反对宗教教义和学院哲学教条，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发展的需要，倡导学术研究，倡导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肯定人是世界中心的“人文理性”思想理论。后来，他们大力宣传“人文主义理性”思想理论，使许多人认同和接受人文主义理性思想理论，成为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出现后，以“人文主义理性”的思想理论为指导，掀起了从神性到人性、从信仰到理性的欧洲文艺复兴热潮。热潮过后，虽然“人文主义者从古代不同的思想家那里学习他们所需要的思想，但他们的意见往往不同”，但共同的人文主义理性“贯穿不同的理解，使之成为一个思想体系”[4]。在这一思想体系的制约或影响下，人文主义理性美的光芒照耀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整个历史进程，使人们在这个过程中“观察和实验自然而不是复杂的投机；情感理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归纳逻辑打破了演绎逻辑的垄断；因果律取代了目的论（天意安排）；理性取代了对权威的盲目崇拜，解放了精神，提高了人们的地位。因此，“感受自己的尊严和无限发展的潜力”，“以个性自由、理性第一、人性全面发展为生活理想，充满活力探索和拓展各方面”[6]，取得各方面（包括科学、文化、艺术）的丰硕成果。

显然，欧洲文艺复兴成为“人类从未经历过最伟大、最进步的变化”，成为“需要巨人，产生巨人——在思维能力、激情和个性、多才多艺、知识渊博的巨人时代”（恩格斯），成为带来现代文明的思想文化运动，非常重要的是因为它有“个性自由、理性第一和人类生活理想的全面发展”作为人文主义理性美的核心。以史为鉴，中华文艺复兴要取得科技文化艺术丰硕成果，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发展的伟大进步变革，就要有新的人文理性美。这种新的人文理性美是“自觉扎根中华文化，服务中华，用中华或中国的眼光看待世界的中华，以民主精神、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开放精神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新中华理性主义。

探索隐藏在“中国文艺复兴”中的新中国理性美具有明显而深刻的现实意义，因为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今天，中国大陆人民缺乏精神和信仰，高度重视理性，封建迷信现象、粗俗情感欲望、理想追求虚无化、非理性行为等是表现”。推进新中国理性主义的集中体现，让新中国理性美的光芒照耀中国文艺复兴，“试图以难以察觉的方式向中国儿童，特别是青少年“灌输”包含民主、人文、科学、开放的新中国理性，是各种理性缺失、缺失的弥补、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