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今天谈论理想可能会冒险，被认为是脱离时代或现实的空谈，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每个历史发展时期都有特定的艺术理想――艺术的审美价值取向或标准。艺术理想比艺术的实际情况更符合时期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我甚至认为，没有艺术理想的艺术能真正成为艺术。然而，我想强调的是，艺术理想不能脱离特定时期的文化背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应该在这片土地上成长。文化语境的变化也会影响艺术理想，并出现在其中。这里的文化背景是指艺术在特定时期生长的各种符号表达行为所形成的普遍情境，包括个人和社会生活方式、社会心理、伦理规范、语言形式、价值体系、审美兴趣和艺术活动。这种文化语境就像一对看不见的巨人，艺术地塑造着人们的生活形象和理想。巨人不断变化，艺术理想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造型。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想到两幅对比图：一幅是今天奇怪的视觉图像爆炸场景，另一幅是思想时代的纯粹记忆，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

在今天的图像时代，我回忆起思想时代的艺术理想，不是因为我怀旧，而是因为我想从失去的文化艺术传统中汲取一点灵感。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思想或思想启蒙成为文化生活的关键词。在那个思想时代，人们思考如何澄清“文革”政治硝烟，重新过上符合人性的美好生活。因此，美或审美成为向往的最高生活境界，导致中国文化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活境界。“美学热”。但思想属于思想，这是另一件事。由于注重美的思想启蒙，我们必须更加注重精神内在美（内在生活的美或道德意义上的美），有意无意地冷漠或忽视属于身体的外在美。电影《黑三角》(1978年)插曲《边疆泉水清纯》，突出了清纯之美。纯洁，这是想象中澄清政治浑浊后人性的美。与简单的外表美相比，这种纯粹的美在这个思想时代似乎有更高的伦理水平。在电影《天云山传奇》（1981年）中，英雄知识分子罗群最初面临着两个知识女性的选择：一个是美丽、活泼的宋伟，另一个是纯洁、内部的冯青兰。最后，当他被打成右派时，宋薇投向了不爱的官僚吴瑶的怀抱，而罗群则选择了具有坚韧忠诚等内秀品质的冯晴岚。这似乎突出了这个思想时代独特的艺术理想和生活理想：外表美是虚假和转瞬即逝的，纯洁和忠诚所支持的内在美是真实和长期的选择。生活中的外表美不一定不可靠，但这确实是当时艺术理想的基本取向。

纯洁是一种对抗现实人性压抑的艺术理想。罗中立的油画《父亲》以一种特殊而含糊的表情无言地传达出来“父亲”复杂而秘密的内心独白让人们似乎听到了他悲伤的心理节奏。纯洁不仅针对目标，而且针对纯洁。“文革”对标本的政治暴力和商品铜臭污染的强制性也代表了人们脱离政治和商业利益的完美回归状态。这在张杰的小说《从森林里来的孩子》（1978年）中表达得更清楚：老音乐家梁启明在去世前告诫弟子长宁“无论将来达到什么样的辉煌顶峰，都不能把自己的才华当成商品”。与政治暴力和商品铜臭相对立的是魔笛演奏的。“明亮、朴素、优美的旋律像散文诗”以及这种旋律的流泻“美丽高贵的灵魂”。这种明亮、简单、美丽、高贵的音乐节奏，可以看作是纯粹美的具体表达形式。

可以说，纯洁与纯洁相关的纯洁、纯洁、简单或简单的价值标准已经成为思想时代艺术理想和文化精神的突出标志，也成为这一时期艺术形象创造的一般原则。纯粹的标签意味着故意忽视视觉的外在美或形式美，并加强听觉的内在美或精神美。真正理想的美似乎不是眼睛看到的，而是耳朵听到的。当然，外在的视觉美是美丽的，但这种美被认为是一种次要的诱因，它内在的听觉美是真正的美。就像孙长宁手中的长笛一样，它神奇的美不在于它自己的视觉视觉外观，而在于它能神奇地流露出惊人的听觉节奏，能激发高尚的精神或情感*。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学尽力伸展“感性的解放”看似清晰的审美视觉特征，但这种清晰往往只停留在纯粹的投机层面，而听觉节奏之美在实际艺术创作中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