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行为的自治属性：法律事实论的批评

早期的客观论家认为，法律行为只是一个法律事实，他们将意义与表达联系起来，而不是与效力联系起来。在这种框架下，法律行为表现为事实、价值评价对象和非有效价值。[36]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否认主观论家认为私人意志可以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基础上，早期的客观理论从萨维尼的另一个方向寻求突破。

应该说，这种法律事实论混淆了私法调整法律行为的方式。一般认为，私法的调整方法包括法定主义的调整方法和意定主义的调整方法[37]其中，法定主义的调整方法从一个完整的法律条款开始，并将其分为两部分：构成要素和法律效力。如果构成要素在特定的生活关系中实现，那么生活关系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法律效力。不可否认，私法中的许多制度都是在这种调整方式的理念下建立起来的。例如，物权法中的善意取得、丢失物的取得、先占用；债法中所有非合同债务的规定。对于这些制度，私法考虑是否满足构成要的法律事实是否得到满足，然后决定是否给予法律规定效力。

然而，意义主义的调整方式却有所不同。对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意志和行为，私法没有规范，也不可能规定相应的法律效力。例如，对于根据无名合同执行请求的权利，法律根本没有规定合同的效力。即使是典型的合同也是如此。例如，中国的合同法规定了典型合同的定义（有助于将实际合同纳入合同类型）和各种任意规范。此外，以下分析还将表明，在销售合同中，当事人价格请求的标准基础不是合同法规定的销售合同定义，而是作为个别标准的合同。因此，私法的特殊之处在于这种意义主义的调整，强调私人自治和对当事人意义的尊重。

正如上面提到的，客观理论只承认意思具有实际效果。但在法律事实论中，意义的实际效力完全局限于评价的范围。我们知道，在传统的法律事实理论体系中，根据国家法的规范意志构建的法律事实，法律行为实际上与“事实”不同的也不同于狭义的法律行为。[38]因此，将法律行为视为纯粹的法律事实会导致许多逻辑混乱；在这种论点下，私人自治几乎没有存在的空间。[39]因此，“这种理论建构在法律事实理论中显然是有效的——无疑限制了对法律行为理论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