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被害人不理解或拒绝接受赔偿时，死刑适用问题

一般来说，大多数被告在案发后真诚悔改，积极赔偿经济损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被害人的理解，法院通常不会根据被告的具体犯罪情节和悔改表现立即判处死刑。但在某些情况下，被告人真诚悔改，积极赔偿经济损失，但受害人不同意理解或拒绝接受赔偿，但坚决要求“杀人偿命”有的甚至通过上访、闹访等方式向法院施加压力，要求立即判处被告死刑。那么，如何处理这种情况呢？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受害人不接受民事赔偿，并坚决要求判处被告死刑，如果法官坚持不判处被告死刑，就会承受很大的压力。这样，是否判处死刑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标准化适用问题，而是整合超标准因素进行权衡，以取得相对较好的社会效果。[34]事实很好，但忽视被告真诚悔改和积极赔偿经济损失的表现，盲目适应被害人亲属的意见，在被害人的压力下立即判处被告死刑是非常不合适的。一是被告人真诚悔改，积极赔偿经济损失，说明他有一定的悔改表现，降低了人身风险，对减轻犯罪行为对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害也有一定的价值。因此，在量刑过程中适当宽大处罚是议的。此外，虽然审判需要听取受害人的意见，但判决本身不应作为转移，也不能简单地适应受害人的要求。试图在刑罚裁量中迎合被害人的态度是片面的，尤其是在死刑裁量中。刑法学者陈兴良教授还指出，事实上，受害人亲属的意见在可杀不杀的情况下仍在可容忍范围内。可怕的是，在根本不应该被杀害的案件中，法院没有法律依据过分迁就被害人亲属的意见，满足被害人判处死刑的愿望。[35]

受害人亲属在接受民事赔偿方面存在分歧时，应当如何处理？中国一些学者指出，处理此类案件，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调解案件原告人多，原告人共同委托原告人或者其他代理人，有代理承认、放弃、变更诉讼请求、和解、反诉或者上诉代理权限和特别授权委托书的，原则上可以直接由特别代理人与被告人或者其委托人签订赔偿协议。多名原告人直接参与诉讼的，应当取得原告人的同意，并在签订赔偿协议前签署全部意见。如有意见分歧，应根据法律规定的赡养费金额作为调解成功的最终依据。[36]我们基本同意上述观点，这里不再重复。

在这里，我们还想强调的是，虽然死刑裁量不应转移受害人的态度，也不应简单地适应受害人的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考虑或关注受害人的理解。

首先，受害人愿意理解犯罪人，不强烈要求判处重刑或死刑，犯罪人往往有一定的悔改表现，如及时给予民事赔偿或良好的认罪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犯罪人的人身风险。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犯罪人受到适当的轻微处罚，而不是考虑受害人的理解，而不是因为犯罪人有良好的认罪态度。

其次，从刑罚目的的角度来看，在被害人愿意理解的情况下，对犯罪人的量刑要考虑适当的从轻处罚，不用担心稳定控制的问题，也容易息诉服刑，有利于实现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目的。

第三，从有利被告的原则出发，考虑受害人在量刑时的理解态度，对严格限制和认真适用死刑的政策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这也是国外司法实践中常见的做法。如美国杀人罪被害人家属和解组织(MurderVictims’FamiliesforReconciliation)和希望之旅(JourneyofHope)等一些非政府组织，本着一些非政府组织，“失去亲人的经历反对用更多的杀人行为回应别人失去亲人的经历”死刑的方向是否适用于刑事司法实践。对于那些反对适用死刑的受害人家属，检察官尊重他们不起诉死刑的意见，并得到法院不适用死刑判决的认可，从而减少了司法实践中适用死刑的数量。[37]再比如，在英国，受害者家属的意见或愿望对判决有多大影响？英国法院已经考虑了一段时间。上诉法院表示，受害人家属的意见与正当判决无关，判决法官应受害人家属的意见。显然，受害者家属对罪犯处死刑的意见作为加重罪行的因素是无法认可的，因为这些意见是主观的。但受害者的死亡对其家属的影响可能对判决有一定的影响。但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受害者家属要求不要对罪犯处以死刑。虽然这很罕见，但它确实存在。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些案件？至少在这些情况下，法官不应忽视受害者家属的意见。[38]由此可见，尽管英国法官考虑到受害者的理解使判决有点任意（因为这些因素是主观的），但排除所有可以减轻处罚的因素显然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