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影响因素

与美国和日本一样，中国的农业技术进步必然遵循诱导性技术创新理论，但中国正处于二元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农业技术进步不仅是农业发展本身的问题，也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和社会的和谐稳定有关。因此，在深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选择适合我国当前发展需要的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目前，我国耕地面积约1.22亿hm2，比1997年的1.30亿hm2减少800万hm2，每年新增建设用地使耕地至少减少26.67万hm2。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由10多年前的0.11hm2减少到现在的0.09hm2，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中国用全球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2009年，我国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48%，农业综合机械化程度达到38%（刘辉，2009）。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农业技术进步还有足够的空间。与美国和日本相比，中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的选择需要考虑更多、更复杂的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产品市场限制

农产品是生活必需品，大多数工业产品是人们满足温饱后提高生活质量所需的产品。与工业产品相比，农产品需求具有较低的收入弹性。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对食品的相对需求不断减少（赵伟，2008）。因此，农业作为生产部门，其产品在商品市场上处于弱势地位，生产者特别是普通农民通过技术进步提高产量的热情固有不足，阻碍了农业技术的进步。

2.工业部门吸纳就业能力不足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首先实施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确保战略的实施，还实施了农产品统一采购、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和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制度。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快了工业部门的发展。然而，由于重工业是一个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吸收劳动力的能力非常有限，工业部门的快速扩张并没有使太多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导致中国的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工业部门缺乏吸收就业的能力限制了劳动节约技术进步的实施。

3.农业具有稳定就业作用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的大量工人失业，导致社会不稳定。在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停产或倒闭，但没有造成大量失业的社会问题。原因是这些企业的工人大多是农民工。失业后，他们没有留在城市，而是回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虽然农民工的回归增加了农业隐性失业的数量，但解决了城市的就业矛盾。因此，在中国，农业本身也起着“就业稳定器”的作用。节约劳动技术进步将削弱农业的功能，增加社会不稳定的风险。

4.面临食品结构升级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不再满足于谷物热能食品的消费，而是逐渐转向肉类、鸡蛋、牛奶等产品的消费。但生产1公斤牛肉消耗8公斤粮食，生产1公斤猪肉消耗3~5公斤粮食，对粮食生产造成新的压力。因此，食品结构的升级对稳定和增加粮食生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我国耕地面积的不断减少，大力实施土地节约技术进步可以有效地促进食品结构的升级。

5.区域发展不平衡

中国幅员辽阔。由于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的不同，农业发展也存在很大差异。东部地区工业发达，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高，农业技术发展充分；中部地区人口多，人均耕地少，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低，劳动生产率低，现代农业技术应用水平低；西部地区，特别是西北、西南地区，自然条件差，基础设施薄弱，人力资本水平低，农业劳动力转出比例很低，基本处于传统农业阶段。不同地区农业发展水平和经济作用的差异，要求农业技术进步因地制宜，重点选择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型。

6.土地规模化经营程度低

我国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导致耕地分散经营和规模低，不利于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目前，我国农村户均耕地面积约为0.46hm2，距离能有效利用现代农业投资、实现企业管理最小规模的10hm2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土地流转制度的不完善限制了土地集中规模经营，给农业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实施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二、政策建议

综合考虑上述影响我国农业技术进步路线选择的因素，提出四项政策建议：

一是以农业技术为公共产品，加大国家对基础农业技术的投入，弥补私营农业生产者技术创新动力的不足。同时，建立覆盖广大农村地区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使农业技术尽快应用。

其次，在农业技术进步类型的选择上，一般应促进化学和生物技术，提高土地单位面积产量，缓解人口增长和食品结构升级对粮食产量的压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同时，认真稳步推进机械化技术，延缓农业劳动力解放，保持农业劳动力释放数量与新就业岗位的基本平衡，维护社会稳定。

三是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东部地区同时实施劳动节约型和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中部地区重点推进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适度推进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西部地区重点推进土地节约型技术进步，暂停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四是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制度，创造适合大规模土地经营的法律政策环境，培育具有企业性质的农业生产市场实体，通过市场机制和现代管理加快农业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