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武汉回族小学不再承担继承回族文化的责任？为什么回族小学不到5%的回族学生远离国家制定的少数民族学校少数民族学生人数不低于20%的标准？

首先，经济发展和城市变化使回族人民打破了“小聚居”的生活状态；其次，中国颁布的相关民族双语教育政策法规对回族缺乏目的；容易被误读；此外，武汉回族小学教师相对薄弱，回族文化遗产与录取率存在固有差异。回族小学缺乏民族教育的形成，上述原因为此做出了贡献。

(1)经济发展、城市变迁、回族人打破“小聚居”的生活状态

据统计，5984名后代（元至现代鸦片战争）从其他地方迁移到武汉。解放后，1990年与1964年相比，回族人数增加了7319人。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武汉少数民族长期以来形成了几个相对集中的居民区。如：武昌门、起义门、楚材街、汉口广益桥、二七街、洪山马家庄居民区、蔡甸军山镇龙湖回族自然村居民区。

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武汉就业、学习、商业、亲戚、旅游回族人口逐年增加，武汉回族经济发展缓慢，环境差，常住回族转移到武汉经济交通状况良好，客观上打破了回族“小生活”的生活状态。为了做生意或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他们的父母经常选择附近的其他学校。这使得建立在聚集地的回族小学失去了一些回族学生。

（2）我国颁布的有关民族双语教育的政策法规，对大城市散居回族缺乏目的性，容易被误读。

 1.一方面，现有的民族双语政策，从内容到方式，更适用于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第十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保障当地各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语言的自由”，因为这些民族需要使用自己精通的“民族语言”来学习以“汉语”为载体的现代文明。在这方面，国家政策的颁布和实施通常更注重民族语言的“工具性”。然而，对于回族来说，阿语的工具性在他们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体现出来。只有一些特殊的宗教术语才能用阿语传达。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伊斯兰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认同存在于以“阿语”为介质。这才是回族人真正看重的。因此，总的来说，我国颁布的有关民族双语教育的政策法规缺乏散居回族的针对性。

 2.另一方面，教育活动领导对国家民族教育政策的误读屡见不鲜。由于目前国家政策广泛，缺乏目的性，教育部门在开展教学工作时，对这些政策的认识会流于表面，难以深入文化。例如，我们采访的高校领导人认为，在文化墙上画一幅关于中国许多少数民族的海报，就是从事民族教育。他还提到，“在古尔邦节，学校也会给回族学生送学习用具”，但这种肤浅的行动并没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学生需要的是介绍民族文化，以及针对民族文化的课程或介入活动，如教授阿语、在古尔邦节等少数民族特殊节日介绍节日文化等，这些都是可行的。当然，校长提到了一个更好的活动。比如“六一儿童节”学校会让少数民族学生穿上民族服饰，呈现民族特色，对学生有特殊的慰问，这是可以继续实施的。总的来说，上述采访记录显示，领导认为结合等于同化，国家政策不支持民族教育，不应特殊化。

（3）武汉回民小学师资队伍相对薄弱

 1.一方面，回族教师稀缺

在教学水平与普通教师相当的情况下，作为与回族小学生同源的教育者，这种一致的文化认同可以加强他们与回族学生的沟通，也有利于民族教育。但目前的情况是，我们调查的武昌回族小学和汉口回族小学有共同的现状――回族教师的短缺无疑会给回族教育的实施带来相当大的阻力。

 2.另一方面，回民小学教育领导没有与时俱进，思想保守、固化甚至偏执。

我们判断一件事的价值不是基于它目前的位置，而是基于它的方向。在一个群体中，领导者就像船长一样，掌握着前进的方向。显然，当领导者的思想固化和偏执时，团队就很难取得辉煌的成就。回族小学领导“坚决不搞特殊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教学的公平平等。然而，这一观点的实施是以牺牲民族教育为代价的。同时，也忽视了“回族小学”作为民族学校的特殊性。

（四）回族文化传承与录取率固有差异

录取率还是民族教育？这个看似两难的问题，导致社会主流文化在做出选择时往往选择牺牲民族教育。在思考和规划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时，需要从适应现代化和少数民族长远发展的角度分析当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必要的调整和改进措施。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与新一代少数民族在社会上的竞争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未来政治结构、经济体制和文化生活中的相对地位有关。当我们考虑“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适应现代化”的关系时，我们必须首先处理这个问题――是保护“人”还是“传统文化”？[2]  如果我们首先考虑保护“人”，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正在关注这个群体成员在现实中的发展前景。那么，只有让这些人的年轻一代进入现代文明，与社会主流人群的成员一起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才能体验到现代文明带来的一切成果，随着社会的发展同步发展，才能保护“人”。如果我们选择实施“保护者”的概念，很明显，一些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内容很可能会在这种选择下消失。

那么，我们应该为了保护这些传统文化而牺牲这些人的“人”发展，还是为了“人”的充分发展而放弃祖先创造的传统文化呢？从这个角度来看，保护“人”和保护“文化”之间似乎存在一些不和谐，这种不和谐的具体表现是民族教育与录取率之间固有的冲突和差异。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民族教育与录取率存在矛盾，但这种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我们认为，代表现代化的现代学校制度和传统文化应该能够找到沟通和溶解的方法，具体建议将在下面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