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简要介绍了当代语言类型学的发展､主要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同时也介绍了国内一些学者在语言类型学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有着丰富的语言资源,中国语言学界理应在语言类型学方面作出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语言类型学;语言共性;蕴涵共性;共时/历时共性
引言
    语言学作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经验科学,其研究目标与其他经验科学完全一致:追求隐藏在千姿百态的世界表面形式背后的普遍共性规律,通过这些普遍的共性规律来解释世界之所以有各种不同表现形式的原因和机制｡这种机制不仅可以用来解释事物之间为什么有着相似性,同时也能解释事物之间为什么具有相异性,因为这种相异性也是普遍规律所制约的结果｡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她也应该能够揭示事物背后所隐藏的普遍规律,并且能够通过这些普遍规律来解释语言之间的相似性和相异性｡全世界现存的语言大致有5000种左右,这5000种左右的语言表面上各不相同,无论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都有着独特的个性和表现形式｡然而这些形形色色表现各异的语言背后必然蕴涵着一些极为有限的共性规则｡正是这些规则左右着这5000种左右的语言的变化——并且万变不离其宗｡当代语言类型学所追求的目标就是揭示表面千差万别的人类语言背后所隐藏的共性和规则｡
1.语言类型学的发展
    较早的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主要是分类学意义上的,她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的形态类型学,当时的语言学家施列格尔(Friedrich VOll Schlegel)根据语言在形态方面的特征,把语言分为附加语(affixal)和屈折语(inflectional)两种类型｡后来施列格尔的兄弟奥古斯特•施列格尔(August von Sehlegel)又在前面的基础上加上了第三种类型:“无结构”语(noStructure),典型的如现代汉语[2:39]｡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Wilhelm yon Humboldt,1836)又在以上学者的基础上增加了第四种类型:多式综合语(incorporatinglanguage)｡如北美的一些语言,把动词和它的宾语整合成一个词汇形式｡多式综合语的词根上可以黏附多个语素用来表示各种语法意义,一个动词词根上面可以黏附表示“时”､“体”､“态”､“式”､“人称”､“数”等各种语法意义的语素,可以构成一个结构很复杂的“词”｡同样,名词的词形也有类似的语素组合形式,具有“数”､“格”等语法功能的语素与名词词根整合为一个词汇形式｡
    实际上,奥古斯特•施列格尔的三种类型“元结构”(no structure)､“附加”(affixal)､“屈折”(intlectional)即相当于奥古斯特•施莱希尔的孤立语(isolating,例如汉语､越南语等),黏着语(agglutinative,例如蒙古语､日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和屈折语(inflectional,例如德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等)｡萨丕尔(Edward Sapir)根据构成词的语素的多寡将语言分为“分析语”(analytic),一个语素对应于一个词;“综合语”(synthetic),少量的语素构成一个词;“多式综合语”(polysynthetic),数量上较多的语素､一些特定词根一起共同构成一个词｡因此,后来他又根据词形的变化,将语言分为四种类型:孤立语(isolating,绝对没有词缀的);黏着(agglutinative,有简单词缀的);溶合语(fusional,较多语素变化的,可参照屈折语);符号(symbollic,通过词的异根来变化)[1:40]｡但也有学者认为,分析语和综合语是从句法手段划分的两种语言类型,分析语是通过功能词(虚词)和词序以及成分之间的配合来表示句法关系的,而综合语则是通过词形屈折变化和词缀与词根的紧密结合来表示句法关系的｡前者如汉语､越南语､萨摩亚语,后者如拉丁语､阿拉伯语､芬兰语等｡
    在形态范畴上后来一般认为,孤立语中的词没有语法上的变化形式,语法关系主要靠词序和虚词来表示｡黏着语的词根上有前缀或者后缀,这些词缀表示词的组合能力或语法意义｡屈折语则通过词形的变化表示词的语法意义,例如单数和复数､阴性和阳性､主格或宾格等等｡由于语言形态的多样性,语言类型学在语言的分类方面也有着多种角度｡例如:声调语言,语调语言｡其中声调语言又可分为字调语言(如汉语普通话､藏语)和词调语言(如日语､上海市区方言)｡主语为重的语言(如英语)､话题为重的语言(如汉语)､主语话题并重的语言(如日语)｡结构定型语言(configurational languages)､非结构定型语言(non-conflgurational languages)(Hale等)｡话题结构化语言､焦点结构化语言｡宾语处于动词之前的语言(ov),宾语处于动词之后的语言(vo)｡动词位置的语言类型:V1L(如爱尔兰语),V2L(如德语),VCL(如法语),VCR(如英语),V2R(如汉语),V1R(如Et语)｡(黄正德)等等｡传统的语言类型学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分类性质的｡在调查和抽样方面其基本方法是数据和归纳法,尤其是早期的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是建立在对语言进行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的｡在调查语言的数量上随着调查研究的深入,范围逐渐扩大｡格林伯格[5]调查了30种语言,Keenan&Comrie[6]调查了50多种语言,Hawkins[4]达到200多种语言,Dryer[3]已经多达600多种语言,到1999年Dryer已经把调查范围扩展到了900多种语言,2005年已经突破1000种｡随着语言调查样本的扩大,更多的语言共性被发掘出来｡
    语言类型学的研究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从分类走向解释,并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和规模｡较早具有解释性质并具较大影响的研究有:Altmann andLehfeldt(1973)的《普通语言类型学:原则和方法》,Mallinson和Blake(1981)的《语言类型学:跨语言句法研究》,Comrie(1981)《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第二版1989),1983年Hawkins发表了Word Order Uni—versals｡Croft 1990年出版《语言类型学与普遍语法特征》,以往从事生成语法研究的麻省理工学院的Hale于1992年发表了Basic word order in two“freeword order”languages;Dryer也于同年发表了TheGreenbergian word order coorelations｡Whaley 1997年出版《类型学导论:语言统一性与多样性》,Jae JungSong 2001年推出《语言类型学:形态和句法》｡Croft2003年在1990年第一版的基础上作了重大修订,推出了第二版[34]｡当代语言类型学已经有了专业性期刊:linguisticTypology,每期400页,拥有自己的专业学会:the Association of Linguistic Typology[ALT],会员已经超过500人,该学会网址是http://www.1anes.ae.uk/fss/organisations/alt/｡有相当一批优秀的语言学家在该领域作了深入研究,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语言类型学已经成为语言学中的一门显学(虽然在国内还未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刘丹青认为这可能与中国的某些国情有关)｡
    国内最早从事语言类型学研究并积极介绍国外语言类型学研究成果的学者当推陆丙甫､余志鸿和沈家煊诸先生｡1984年陆丙甫与陆致极合作翻译了Greenberg的经典论文(详下),紧随此后,余志鸿(1985)翻译并介绍了日本学者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及其理论｡1989年沈家煊翻译介绍了美国著名语言学家Comfie的《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学》｡此后在沈先生的《不对称与标记论》中也有大量类型学的理论和背景,许多研究也都是基于语言类型学的理论和方法作出的｡陆丙甫除了积极翻译介绍了格林伯格的经典理论之外,同时也作了许多具有开创性质的研究工作,例如他的有关普遍共性的研究[19],以及近年来的一些研究[20;21;22],都是在语言共性背景下而作的探索和努力｡此外,曹聪孙[7],金立鑫[9]等也在语言类型学和语言共性等方面有所讨论｡21世纪以来,国内语言学界开始较为广泛地关注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如刘丹青[13;14;15;16;17;18],刘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商务印书馆)是国内语言类型学方面“第一本重要的专题性论著,填补了我国语言研究的一个空缺”(见该书徐通锵评审意见)｡吴福祥E27;28;29]在历时共性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详下第4节)｡石毓智[25]的专著也在语言类型学的理论背景下对汉语中的不少现象作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国内外不少研究汉语的学者近年来也都开始关注语言类型学理论背景下的结构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主办的“第一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言学圆桌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汉语研究的类型学视角”,会议所发表的论文大部分都是在语言类型学理论背景下对汉语本体所作的研究,例如史有为[24],徐烈炯[30],崔希亮[8],邵敬敏和朱彦[23],王洪君[26],徐杰E31],张伯江[33]等｡金立鑫[10]在人类语言时体的类型和蕴含共性方面做出了探索｡
2.现代语言类型学的蕴涵共性研究
    传统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在方法上具有较大的统计性质,但现代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已经从统计分析走向逻辑验证,走向认知解释｡作为追求解释性理论的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类型学的建立,应该从格林伯格的研究算起｡最初的具有解释功能的理论当推“语言蕴涵共性”的理论｡现代语言类型学在操作程序和分析方面也使用演绎法,尤其是演绎中的逻辑蕴涵分析,特别是蕴涵推导的方法几乎成为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格林伯格于1963年发表了语言类型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论文: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ficular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dements,此文由陆丙甫和陆致极翻译发表于《国外语言学》(1984(2):45—60),这项翻译工作第一次将国外语言类型学的最重要的成果介绍到国内,在中国语言学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一笔｡格林伯格在这篇论文中论及了共计45个语言共性现象,绝大部分都是通过“条件语句”来表达的“蕴涵共性”,例如:共性25:“如果代词性宾语后置于动词,那么名词性宾语也同样后置｡”我们可以将这一蕴涵共性用下面的蕴涵逻辑真值表来测试:根据逻辑蕴涵的属性,上面的逻辑真值表中,第2项不成立,其它3种形式都可以成立｡事实上我们能够找到第1种如英语,第3种如古汉语,第4种如日语｡而第2种(代词宾语在动词后,而名词宾语在动词前)我们却无法找到｡
    语言类型学研究对语言中的蕴涵共性的发现,通过蕴涵关系表现这种语言共性,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蕴涵共性可以告诉我们语言的发展变化所受到的限制和条件,从而能够让我们从历时语言学的角度重新审视语言变化发展的规律,并为我们预测语言可能有的变化模式,蕴涵共性可以告诉我们世界上可能存在的语言形式和不可能存在的语言形式;蕴涵共性还能告诉我们某些例外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格林伯格的论文具有划时代的贡献｡蕴涵关系的变换规则是:两个命题(或者两个项目)的真值､蕴涵方向(是P蕴涵Q,还是Q蕴涵P)､前后位置,这三个要素中,同时改变其中的两个要素,其逻辑真值相等｡例如Croft[1:49]所举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说,在人类语言中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蕴涵共性,即,“名词+指代词”的语序(记作NDem)蕴涵“名词+关系从句”的语序(记作NRel),即:NDem—NRel,根据我们上面所说的逻辑蕴涵规则,这个蕴涵式等值于ReIN—DemN｡证明如下:根据上面的逻辑真值表可以看到,不存在“NDem”并且同时具有“ReIN”语序的语言｡与蕴涵推理相对的是反蕴涵推理,它的形式是:P—Q,可以读作:P反蕴涵Q,一般理解为P是Q的必要条件｡其逻辑真值表如下:例如,很多语言中都有“数”的范畴,主要有“单数”和“复数”的对立｡但是语言学家发现,有的语言单数有标记,有的语言单数没有标记,有的语言复数有标记,有的语言复数没有标记｡同时学者们发现,一种语言中,复数标记是单数标记的必要条件,即,复数标记反蕴涵单数标记｡它们的关系如下:
A复数有标记单数有标记+
B复数有标记单数无标记+
c复数无标记单数有标记一
D复数无标记单数无标记+
    上面的推断告诉我们,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其单数有标记,则肯定复数有标记,而如果复数有标记,则单数不一定有标记｡反过来,如果复数无标记的话,则单数肯定无标记,不存在复数无标记而单数有标记的语言｡但是可以存在复数无标记单数也无标记,复数有标记而单数无标记的语言｡蕴涵关系可以用反蕴涵关系来表达｡例如第一人称如果有性的分别,则蕴涵第二或第三人称也有性的分别的规则,也可以通过第二或第三人称的性分别反蕴涵第一人称的性分别来表达｡如下:因此可以说,第二或三人称的性分别是第一人称的必要条件｡没有第二或第三人称的性分别就不可能有第一人称的性分别｡尽管有第二或第三人称的性分别,但不必有第一人称的性分别｡经常被语言类型学家用来列举的语言蕴涵共性如:名词在指代词的前面蕴涵名词在关系从句的前面;关系从句在名词之前蕴涵指代词在名词之前;前置词蕴涵所有格在名词之后;后置词蕴涵所有格在名词之前;形容词在名词之前蕴涵指代词在名词之前;形容词在名词之前蕴涵数量词在名词之前;SOV语序蕴涵所有格在名词之前; [1:49—52]
3.语言共性对语言特异性的解释
    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对人类语言普遍现象的解释有着更为广泛的深刻性｡将语言类型学研究的成果用于解释语言中的一些表面看起来比较“特殊”的现象,从更为深刻的角度来解释这种所谓的特殊性并非特殊,从个性背后看出共性(所有的个性都是由语言演变中若干共性制约或者竞争的结果),这是近年来语言类型学研究的贡献｡正是从这个角度说,语言类型学对语言现象的解释有着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解释力,这也是语言类型学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原因｡刘丹青[12]运用语言类型学的理论成功解释了现代汉语中最经典的歧义句“热爱人民的总理”､“反对人民的敌人”的特殊性,指出:“这类歧义结构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语序条件:第一,动词在宾语之前(记作VO);第二,领属定语在中心名词之前(记作GN);第三,关系从句(国内习惯说谓词性短语充当的定语)位于中心名词之前(记作ReIN)｡这三条的每一条都见于大量的人类语言,但是同时具备这三个条件的语言却很难找到,因为它不符合人类语言的语序共性或共同倾向｡”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发现,VO型语言通常采用前置词Pr,而使用Pr的语言通常采用NG语序以及NA(形容词在名词之后)语序｡相反,OV型语言通常采用Po后置词,而使用P0的语言通常采用GN和AN(形容词在名词之前)语序｡汉语歧义句“热爱人民的总理”恰恰具有VO型语言的特征,它应该与多数Pr语言相同,采用NG和NA语序,但是不幸的是,它却采用了GN和AN语序｡这种不和谐性造成了汉语独有的歧义结构｡
    刘丹青还指出,造成类似“知道你回来后病了”之类结构歧义的原因也同样是由于VO语序和Po语序之间的不和谐造成的｡在“知道你回来后病了”这一结构中,动词在名词之前,属于VO型结构,而一般的VO型语言应该采用Pr前置词｡但是上面的结构却采用了Po后置词“后”,这是两种互补和谐的结构｡这种结构上的不和谐是形成这种歧义结构的原因｡如果把这种结构中的Po替换为Pr,歧义就会消失｡例如:(他)当知道你回来就病了｡刘丹青还用上述语言类型学中的基本倾向,解释了英语中的歧义结构: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歧义1,驾驶飞机可能是危险的歧义2,飞行中的飞机可能是危险的究其原因同样是“VO和AN这两种不和谐语序的并存”｡汉语中同样也有类似的歧义结构,例如“学习材料､进口汽车､研究方法”｡
    在语言类型学的研究中｡汉语普通话中的两个奇怪的“特例”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第一个特例是,在VO型的语言中,关系从句倾向于处在名词的后面,而唯独汉语的关系从句却处在名词的前面(那个提着包的人)｡第二个特例是,在VO型语言中,比较句的比较对象倾向于处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后面,而唯独汉语的比较对象却处在动词或形容词的前面(我比他高､我比他写得快)｡对于第一个特例,可以有多种假设性解释｡第一种假设,VO型语言倾向于采用NA语序,即,形容词在名词的后面,并且,VO型语言还采用NG语序,即,所有格在名词的后面｡而汉语虽然是VO型语言,但是其形容词在名词的前面,所有格也在名词的前面｡受到结构类推的影响,关系从句也处在名词的前面｡第二种假设,汉语曾经是SOV型语言,历史上受到北方阿尔泰语SOV型语言的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SOV型语言的特征｡如果这样来看,这些所谓的独特现象可能是汉语受到SOV型语言影响或者曾经有过SOV类型特征的遗留现象｡同时也可以把这些看作语言变化发展的中间阶段现象｡此外,关系从句在名词前面只存在于书面语中,在日常口语中并非如此,一般情况下,书面语中的关系从句在口语中都会跑到名词的后面｡而所谓的比较对象在形容词或动词前面在汉语中也同时具有比较对象在形容词或动词后面的替换形式(我高过/于他､我写字快过他),尤其在南方方言中｡
4.语言类型学对语言共性的解释
    语言类型学描写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语言类型,而各种语言类型以及其内部的种种细微差别,需要学者们做出合理的解释｡为什么人类会不自觉地选择某种形式而放弃另一种形式,为什么在同一种语言中会同时具有不同的类型特征,为什么语言中会出现种种混合现象,如此等等｡在语言类型学中,对这些问题和现象的解释通常是在认知框架下做出的｡因此与人类认知因素密切相关的许多概念常被用来解释一些语言类型上的特征｡因此,在语言类型学中,除了蕴涵共性理论之外,标记理论､语法等级理论､典型性理论等都是常用的概念(某种理论成为一种常见的解释方法,这种理论就可以看作一种基本概念,从而成为工具,而更新的理论将在原有的工具概念的基础上形成)｡这些理论中,蕴涵共性是核心理论,它可以从其他理论得到解释｡
    例如我们所知道的由s､V､O三个成分排列组合所能得到的6种语言类型组合中,最多的两种组合是SOV和SVO,二者相加总共占人类语言总数的75%以上,第三种组合VSO占10—15%,三者相加总共占90%左右,另外三种组合中:VOS､OVS比例很小,面OSV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现在要闯,人类语言呈现出这样的组合分布背后,是受什么规则制约的?语言类型学从人类的认知角度给出解释,第一是指别度领先规则(陆丙甫),第二是语义靠近规则(Behaghel等)｡上面使用最多的语序类型SOV和SVO都同时符合这两个规则,即:指别度高的s居于指别度低的O之前,语义上与动词核心最近的O也靠近动词核心｡而第三种VSO类型的语言只符合上面的第一条规则,而违背了第二条规则｡因此使用这种语序的语言所占比重较少｡有意思的是,凡是VSO语序的语言其语法成分的排列也可以转换为SVO的顺序｡显然这种转换的可行性是第二条规则的推动｡另外两种语序的语言VOS和OVS都只符合第二条规则而违背第一条规则,因此使用这种语序的语言极少｡最后一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语言类型OSV则同时违背了指别度领先规则和语义靠近规则,所以几乎没有语言会采用这种语序类型｡我们可以从人类语言表现出以上的普遍倾向中看出,指别度领先规则是比语义靠近规则更为重要的规则｡如VSO因为符合指别度领先原则,所使用的语言相对其它两种少数语言来说要多一些｡而使用数量最少的语言都是违背指别度领先规则的｡
    语言类型学也将语言标记和语言的蕴涵共性联系起来｡例如,假定语言中存在一组相关的语言项目,在这个相关项目中,有的通常情况下有标记,而有的通常情况下没有标记｡蕴涵共性的普遍规则告诉我们,必然是无标记的项目蕴涵有标记的项目｡例如我们假设项目A(例如名词单数)通常是无标记的,而项目B(例如名词复数)通常是有标记的,根据蕴涵共性,应该是“A单数名词无标记”蕴涵“B复数名词有标记”:以上逻辑真值表的意思是,不可能出现单数有标记而复数没有标记的情况｡其他三种情况都可能出现｡
    经济动因(economic motivation)和像似动因(iconicmotivation)是语言类型学中用来解释语言变异的重要概念｡前者与著名的语言经济原则(表达尽可能地简洁)基本一致,后者与现代认知语言学中的像似理论(语言结构反映人类认知经验结构)基本一致｡在语言类型学中它们可以用来解释一些语言中所存在的某些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与这两个动因的驱动的相互竞争或矛盾有关｡例如现代汉语中双音节动词(内部语素为XY)谓语句存在两种反复问形式:“XY不XY”以及“x不XY”,如:
A:操练不操练?
B:操不操练?
甚至这种形式也转移到介词上,反复形式不是发生在动词上,而在介词上:
A:用毛笔写不用毛笔写?
B:用不用毛笔写?
A受到的是像似性动因的推动,B受到的是经济性动因的推动｡
    “优势”(dominance)是语言类型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有些语言形式总是容易被接受的,或者容易被选择的,而另一些则不是｡例如在语序研究中,语言学家们发现,主语总是倾向于在宾语之前,定指的名词总是倾向于在不定指的名词之前,指别度高的名词总是倾向于在指别度低的名词之前(参见[22]),相对于主语而言,宾语总是倾向于紧挨着动词,采取VO语序的语言倾向于采用前置词,而采取OV语序的语言倾向于采用后置词,等等｡这些语言的优势形式背后同样可以通过上面的经济动因或者像似性动因来解释｡语法等级也是语言类型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以往的标记理论中,标记通常是二元对立的,但有标记和元标记也可以是一种连续的序列现象,某种有标的单位相对另一个单位可能是无标的,因为有比它更需要标记的单位,相比之下,等级就出现了｡所谓等级,在语言类型学中指的是某一类形式的存在或使用高于或低于另一类语言形式｡例如存在于广义名词之间生命度等级关系[2:130]:
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第三人称代词<专有名词<人类普通名词<非人类有生性普通名词<无生普通名词Croft将其分解为下面三个层面:
人称:第一第二人称<第三人称
指代性:代词<专有名词<普通名词
生命性:人类名词<有生命词<元生命词
金立鑫[10]提出了人类语言在时标记上的一个蕴涵等级:
    现在时标记一将来时标记一过去时标记即,一个语言如果其现在时有标记,则将来时也有标记,而如果将来时有标记,则过去时也有标记｡因此,如果现在时有标记,也就意味着将来时和过去时有标记｡语言类型学还追求语言历时演变过程中存在的普遍共性,可以称之为历时类型学｡当代语言类型学认为,语言中所发现的语言普遍规律性也应该能够应用于对古代语言的构拟,也应该能够解释人类语言演变的基本规律,能够解释某种语言现象在历史演变中存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包括某些形式发展更替的顺序､过渡阶段､某些语法标记的产生或消失(的条件)等｡如Greenberg指出的冠词演变的顺序为:直指指示词一复指指示词一定冠词｡再如“形容词词序的演变一属格词序的演变一前置词的演变”顺序[34]｡历时类型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语言演变的过程,近年来的“语法化”研究也反映出入类语言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也存在着普遍的共性｡因为语法化路径的输入端是跨语言相同的,语法化机制是跨语言共有的,语法化的演变方向是不可逆的,这是人类语言的历时共性(diachronic universals),是形成共时共性(syncllromc universals)的原因,因此是人类语言中的真正共性[29]｡因此,近年来语法化的研究备受语言类型学的关注｡有人认为语法化的发展是单向性的,Giv6n曾经说过“今天的词法就是昨天的句法”｡但是也有人认为是双向性的｡而实际上我们可以将双向性演变看作是不同机制的两个单向演变｡有许多过程是单向的,不存在相反的顺序,如果存在相反的状态那必然是受到了某种因素的驱动｡例如语法化便是比较典型的单向演变过程｡由一些独立的结构演变为词汇形式(据吴福祥[28]介绍,英语的indeed来自于介词短语in dede,anyway来源于偏正短语anyway),再演变为语法某些标记(例如英语的将来时标记be going to(be gonna)来源于表示位移的动词结构),这些语法标记还可能进一步的演化——词汇化,成为某些词内部的构成成分｡整个过程大致上有四个阶段:合成(compounding)､附着(cliticization)､附加(af[ixation)､融合(fusion),最后的“融合”则就是词汇化而成为一个词的内部成分了｡语法化研究中的一个著名的语法化斜坡(cline)就是:实义词)语法词)附着词)屈折词缀[29],汉语表现为:实义词)语法词/附着词》词内成分｡例如现代汉语中的“在”由动词演变为介词,再由介词演变为紧靠着动词的一个语素,在自然节奏上已经与后面的名词明显分开,而与动词紧密结合了[11]｡可以预见,这一类“在”最后演变为动词的一个内部要素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再比如汉语中的“是”,从独立的指代词演变为表示关系的连接词(不能独立),再从连接词演变为强调的语用标记(具有附加的性质)｡吴福祥[27]曾经证明,语言中伴随介词最普遍的语法化模式是:伴随介词)工具介词)方式介词｡汉语中伴随介词也可能语法化为并列连词(例如:跟､和､同等),这一类伴随性介词语法化为并列连词的现象也可以在其他许多语言(例如非洲语言)中找到[29]｡吴福祥[29]从语法化共性角度提出了三条统计性蕴涵共性,很值得关注:
1.在小句语序为SVO而领属结构为“领属语+关系名词”的语言里,如果关系名词语法化为附置词,那么该附置词通常是后置词(如汉语､埃维语)｡
2.在小句语序为SVO而伴随成分前置于VP的语言里,如果伴随介词发生语法化,那么其输出端最有可能是并列连词(如汉语､非洲诸语言､若干壮侗语)｡
3.如果一种语言是缺乏屈折形态系统的分析型语言,那么该语言的语法化过程不大可能导致屈折词缀的出现(如汉语及其他分析型语言)｡
5.生成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
    刘丹青[16:18,364]将当今世界语言学分为三大学派:生成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言类型学｡虽然这种划分并不是从逻辑角度作出的(前两者是从对语言的基本看法角度来划分的,而语言类型学的特征在于“数据一统计一抽象一演绎”的研究方法的范式),但它们在所追求的目标上都是一致的:对世界上的语言进行统一的理论解释｡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解释的方法和途径的差别,从这一点上说,这三种研究路子形成了三种不同的语言学研究范式｡生成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个自足自主的系统,因此她试图从语言系统内部对语言作出解释,其解释的基础是人的语言心理机制,套先天的语言普遍原则｡这套原则规定了哪些语言单位之间的组合是合格的,而哪些语言单位之间的组合是不合格的(或者不被接受的)｡世界上所有的语言所表现的各种差异都可以通过这些普遍的原则得到解释｡对这些普遍原则的描写形成了一些“理论”,其中包括:x理论,0理论,格理论,管辖理论,约束理论,控制理论,界限理论(徐烈炯,1988),这些理论都被看作是对人类普遍语言机制的描述或解释｡生成语言学认定这些基本原则存在于人类的语言系统中,它们左右着人类的语言结构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既然这些普遍的原则存在于每一种语言中,那么对任何语言的研究都能够证明这些原则的存在｡因此生成语言学可以从某一种语言的研究人手,通过对某一种语言的深入研究来发现或描述这种原则系统｡事实上,美国的生成语言学研究很多都是建立在英语样本上的,近年来随着对其他语言研究的深入,一些原来的原则或参数逐步得到修正｡
    功能主义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个开放的不自足､不自主的系统,对语言的准确考察必须结合使用语言的环境､使用语言的心理､使用语言的对象以及与语言密切相关的社会､心理､认知等多个角度进行｡因此功能主义语言学所涉及的研究范围相当广泛,其中就包括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语篇语言学､话语分析､语用分析等｡功能主义语言学对某一具体语言现象的分析和解释也是建立在具体语境､上下文语境､交际双方､社会背景､认知心理､认知加工机制等因素的基础上的｡功能语言学通过这些视角看到了以往我们所未曾注意到的现象,也发现了一些制约语言结构的结构外因素｡例如语篇回指中的可及性因素,上下文衔接中的照应因素,会话结构中的话语角色因素,上下文语境对句子结构的制约因素,某些句法成分或句法要素在特定上下文中的变异现象,某些语言系统变异的社会因素等等｡功能主义语言学在语言的“结构之外”发现了相当多的制约语言现象的重要因素,对这些因素的观察和研究也已经成为当代语言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形式主义语言学和功能主义语言学的区分主要是由于语言的世界观方面的差别所导致的一些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的差别,那么语言类型学的特征则主要体现在语言类型学的研究方法上｡前面我们说过,以上三种语言学研究所追求的目标基本一致,都是试图对人类语言作出统一性解释｡也可以说都是在追求人类语言的普遍共性｡但是差别在于,形式语言学是在语言系统内部作解释,功能主义主要在语言外部作解释,语言类型学是通过跨语言比较,通过大量的语言考察､统计和对比,观察存在于这些语言背后的起制约作用的普遍性因素｡这些普遍性因素造就了人类语言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通过这些普遍性因素我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某些语言形式是可以接受的,而另一些语言形式却不能被接受｡
    刘丹青[16]有趣地用三个发音相近的英文单词来概括这三种研究范式的特征:Test(测试)､Text(语篇)､attest(证明)｡简要来说就是,形式语言学是通过对个别语言的测试来建立普遍的语言规律;功能主义语言学是通过语境对语言的制约来建立语言的普遍规律;类型学则通过大量的语言统计并从中发现普遍的蕴涵规律来证明语言普遍规律的存在｡因此,我们看到,这三类语言学研究范式是并行不悖的,它们所追求的根本目标一致,只不过工作方式不同,或许它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互相印证各自理论的合理性,甚至互相修正对方的某些理论假设,使得整个语言学对语言的解释获得相对的最终解释｡
6.代结语
    相对主义的人类学认为,“世界的语言具有任意性,它们彼此不同是无限的､难预测的”｡然而,语言类型学通过跨语言的对比分析发现,语言的表现形式其实是很有限的,它受到很大的限制,有许多从简单逻辑上看起来可能存在的组合形式,而实际上因为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而不可能存在,而只有极少部分的形式才可能被接受｡这些都显示世界上的语言必然存在于某种有限的形式范围内,它们之间存在一种普遍的共性特征｡在“语言的共性主义”这一点上,语言类型学和生成语言学是一致的(甚至在把语言的最终解释归人生物方面这一点上,他们具有更高目标的一致性),在追求对语言现象背后原因的解释方面,语言类型学与当代语言学的另两大流派——生成学派和功能学派是一致的,而在解释的方法和角度方面,语言类型学和功能主义语言学又是一致的｡因此,不少生成语言学家以及相当数量的功能主义语言学家都同时在语言类型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预见,语言类型学在世界语言学界的地位绝不亚于另两个学派｡中国境内有几十种语言以及大量的地域方言,语言品种广泛,中国语言学研究者应该能够在语言类型学领域为世界语言学作出贡献｡外语界的研究者和汉语界的研究者都可以在这一领域大有作为,通过汉外对比､外外对比､各种民族语与汉语的对比,甚至各种方言之间的对比都能够发现更多的人类语言的共性,这些共性的发现不仅在理论上充实了语言学理论,而且也可以使语言普遍共性的成果在各种外语教学中充分发挥其指导作用｡在语言共性理论原则的指导下,外语教材的编写和教学采用普遍原理来解释外语或汉语中的所谓特殊现象,将变得更为合理､更为高效｡语言类型学还将在翻译领域(包括机器翻译)､语言教学领域充分显示其理论的社会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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