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文化和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在与家庭的关系上，中国文化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家庭为导向，注重个人责任和义务；阿拉伯文化不是改造自然，而是向外突破，寻求扩张和掠夺。崇尚武力，有很强的自由主义倾向。宗族意识强，重部落和个人名誉，遵守部落习俗。改信伊斯兰教后，遵守伊斯兰教规；西方文化强调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以个人为本，注重个人自由和权利；因此，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非常不同。汉族性格含蓄、深沉、重整体、人格，具有人格意识；阿拉伯民族直率、冲动、坚持教规，具有鲜明的自然人格意识；西方民族热情、无拘无束、追求粗俗生活，相信爱情第一，具有强烈的独立人格意识，正是这种文化心态的差异，使三个爱情悲剧中的男女英雄表达爱情、爱情态度和面对悲剧的斗争意识。

首先，在表达爱情方面。

在徐剧中，朱良表达了隐藏而含蓄的爱情。虽然打扮成男人的朱英台深爱着梁山伯，但她的同学们已经羞于说话三年了。当她即将分手时，她不得不把她的想法托付给老师的母亲，并在那里“十八里相送”六次用语言曲折地表达她对梁的爱，先是煞费苦心地用“牡丹”，“鸳鸯”，“一对大白鹅”比喻启发梁，然后用黄狗“咬后面的女红妆”，井底“一男一女笑盈盈”，观音堂“我和你双双来拜堂”来暗示梁。憨厚的梁山伯不知道贤哥是女儿，根本不接受暗示。祝英台气得骂他“呆头鹅”，但还是没有公开真相，表达爱情，从而失去了父亲在婚前明确爱情关系的机会。

邵剧中，盖斯和莱拉公开直率地表达了彼此的爱情。盖斯写诗赞美莱拉，把她比作她。“沙漠的月亮”[7]，“羚羊”，在阿米尔部落家喻户晓。莱拉分别在公众和地方政府面前承认“盖斯的爱深深地的心里，我和盖斯的心印在一起”(第一幕)，而且“盖斯是我心中的爱，心中的托人”(第三幕)，极其坦荡，不掩饰内心的感情。

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罗朱用最直接、最热情的语言表达了双方的爱，他的爱是热烈而清晰的。罗密欧在舞会上一眼就看到了朱丽叶，认为她是一个“天上的明珠落在人间”，是“一位绝世佳人”，主动邀请朱丽叶跳舞。舞会结束后，罗罗，罗丽叶。“用爱的轻翼飞过围墙”来到朱的窗前。朱丽叶月夜花园的心灵独白，大胆而温暖，“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就不想再姓凯普莱特了”(二幕二场)，并承诺将其整个命运交给罗，随他到天涯海角。

其次，对待爱情的态度。

梁朱清醒、理性、成熟地对待爱情。它的爱产生于日夜相处，一起生活，在学习的过程中，这是一种纯洁、持久的爱；谨慎、严肃、现实的态度，先相识后相爱。

盖斯和莱拉对爱情有不同的态度。盖斯疯狂而神经质，不能自己，让它自然而肆意。热爱的爱折磨着他的身心衰竭，在内心的沙漠谷地之间疯狂地游荡，只有听到莱拉的名字和莱拉的谈话才能振作起来。莱拉非常理性，知道他进退两难，“一方面要保持贞洁的圣洁，另一方面要放弃心爱的人”（第一幕），她终于用理性战胜了情感。他们的爱情是从小一起放牧，一起玩耍，先相识后相爱。

罗朱对待爱情可以说是狂热的，毫无顾忌的。他们一见钟情，为彼此的美丽倾倒，先相爱，然后认识，典型的爱第一主义者。

最后，在捍卫爱情的行动中。

梁祝“为自己的命运而战的行动往往是被动的、极其可怜的，甚至采取忍耐、让的态度来缓解矛盾，最终换来自己爱情的悲剧”[8]。当梁得知父亲将她许配马家时，首先，“惊愕良久”，礼貌地拒绝了；然后和父亲争论，愤怒地离开了；然后深深地锁在闺房里，饮食不进去，这是祝她最激烈的反抗。梁欢天高兴地来到祝家求婚，知道祝花有主，希望退婚，希望起诉，并建议：“梁家无势无财”，告状“如果没用，先吃亏”，况梁是“单丁子”，请他“另娶淑女”。在爱情保存的关键时刻，他们不讨论生存的对策，而是想到死亡。我希望梁能把坟墓建在马家娶轿子的必经之地，并在墓碑上刻上他们的名字。一对恋人宁愿为爱情的憔悴而担心，也不愿公开为爱情决一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