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愤抒情”是关于动力的理论。“不求形似”是关于技术的理论。两者在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缓慢而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统一起来，成为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主流。这一主流发展线索基本符合中国哲学的发展线索。

“不求形似”的“形”，犹如形式、形象、器械使用。也就是说，每个具体的事物都存在，或者我们被感知、理解和使用的原因。在中国哲学看来，形式、形象和器械使用并不重要。只有这些事物成为这些事物的原因才很重要。事实是看不见的，所以在形状以上；设备是有形的，所以在形状以下。“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重“道”轻“器”，重“意”轻“言”是中国哲学的一贯立场。

西方哲学使用的语言是经验科学的语言，即经验科学的语言“形而下学”语言，它首先是人们理解一件事和一件事的工具，它的功能是描述性的，所以言语可以尝试相应的名字，努力反映忠诚度，模仿的准确性，可验证的再现；中国哲学使用的语言不同“形而上学”语言。它主要是一种工具，人们仍然可以追溯到一切的起源，它的功能是启发性的，象征性的，所以它经常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中国哲学经常强调指出这一点“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这就是所谓的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不求形似”理论来源。

追求中国艺术和美学“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象外之旨”，这与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是一致的。正如西方艺术和西方美学要求所反映的准确性和具体描述一样，它们与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是一致的。形而上学要求越过事物的原则，迫索一切的真理，所以表面上看起来与辩证法相反，有点神秘，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种想法只是要求从联系和整体理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所以它与辩证法密切相关。“玄之又玄，奇妙之门，”这是启迪我们智慧的一种方式。《易经》说相反，老子说相反。我们常说《易经》和《老》有简单的辩证思想，但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边“形而上”立场与辩证法立场对立，难道不值得商榷吗？

宋人最喜欢用“形而上”和“形而下”达到两个概念，审美“不求形似”首先出现在宋代的原因不是偶然的。中国画之所以在宋代特别有写意，并不是偶然的。“用于无形谓之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张横渠正蒙·天道篇)不足以说，所以“贵情思而轻事实，”“逸笔草草”，宜矣。

因此，中国美学不承认西方美学中常说的那种，“纯形式”。从不谈论中国美学“形式美”。在中国美学看来，形式只是一种启示，一种象征，它都表现出一定的真理，一定的个性。“道者器之道”，“尽器则道无不贯，尽管所以审器，知道至于尽器，可以至于练形，德盛！”(王夫之《思问录内篇》)。艺术创作形式不仅是为了明道，更是为了明德。“德盛矣哉”，于是乎有“文”。“象者文也”，“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哲学人格追求导致了艺术写意原则。道就是理，理就是德，德就是人格，人格的表现就是迹，迹就是器，所以器虽小，道。“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于天然，后天形器学可以等量而观！然而，《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的人，非举小不足以看大，非践行不足以穷神”(郑观应《盛世危言》·道器)，这种观点从具体到抽象，以个人理解普遍，从感性到理性，概念与现实、形式与内容、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虽然模糊，但深深触及了审美和艺术的本质：艺术，在中国美学中，是小看大，清晰的道。借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要在个别中看到一般。但黑格尔说的是本体论，中国哲学说的是价值论，黑格尔说的是认识论，中国哲学说的是表现论。同样的话，意思还是不一样的。

《周易·系辞传：“生而易。”“易者象、象也”。易象是一种抽象，也是一种具体。出于忧患，人们探索盈虚新闻，因为卜篮而有象，因象而有情，因情而有占。它是以形而上的人说情而下的人，以形而下的人说情而上的人，所以它不仅是哲学的精髓，也是艺术的精髓。象形文字的形声和意义也包含了许多哲学和艺术元素。当然，卦、象形文字既不是真正的哲学，也不是真正的艺术。它们是哲学和艺术之间的象征性东西，但它们是中国艺术的雏形。就像胚胎发育的过程是生物进化过程的缩影一样，它包含了许多中国艺术产生的元素。

最基本的要素是“道”与“德”。道是忧患由此而来的普遍规律，德是出于忧患意识的责任感和行动意志。由于忧患与人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道”与“德”是统一的。“道德同而异名”统一道德是中国哲学的伟大成就之一。所谓“文以载道”，其实就是这样“文以明德”它仍然表现出德性的人格，而不是外在的客观事物。云：“通过天地的德也，行于万物的道也。”“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关尹子·云：一宇篇：“道终不可得，彼得得得者，名德不名道。”《大戴礼记·云：主言：“道家所以明德也是，德者所以遵守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道德是中国哲学的骨干。事实上，它也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的骨干。从未来的发展来看，中国艺术和美学越来越强调人格的表现，越来越强调人格的表现“以意为主”这种发展趋势也反映了哲学的影响，越来越多地将艺术中的喜怒哀乐与同样的伦理和政治状况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