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哲学一致的原因是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贵情思而轻事实”，缘其注重德不在形，关心不在形。“所以象德者也是，”所以“情见而义立，乐终德尊。”“画家，从心者也，”所以“性格不高，不能用墨水”。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按照这个逻辑，自然是自然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否则就是自相矛盾。

道是形而上的东西，看不见也听不见，“道也者，口之所以不能言也，自之所以不能视也，耳之所以不能听，所以修心正形。”(《管子·内业篇)修心而正形，所以有德，有德就有象。因为因为。“言不尽意”，所以要“立象以尽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对道德的追求，也就是对美的追求，是艺术的结合。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艺术都是“六经”，而“六经”也是最广义的艺术。很明显，我们知道为什么中国艺术和中国美学越来越倾向于不求形似。

《周易略例》·明象》云：“言人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故意，得意而忘象。”“象生于意而象存，那么所存者，是非其象也……所以立象是尽意的，象可忘也是”。图像，即图像，只是一种象征，一种象征；一种启示，一种过程的碎片，不是实体，不是目的，不是对象的照片。“忘象”才能“得意”，拘于“形似”，是“舍本逐末”的“余事”，是“与漆污泥的工争巧拙与毫厘”这样的人，不仅不能画画，还能画画，“不能和谈六经”。

这种观点是逐渐建立起来的。早些时候，艺术家和美学家也考虑到了相似性。在谈论表演的同时，也谈论再现，例如，《乐记》也谈论表达“象成”。顾恺之不仅讲传神，还讲传神。“形神兼备”，谢赫在讲“气韵生动”的同时也讲“传移模写”。刘勰在讲“情在词外”的同时也讲“状如目前”。但未来，再现论的因素越来越少，表现论的因素也越来越多。这条发展道路与艺术走向德性人格的道路一致。

艺术，作为德性人格的表现，不言而喻，首先要求诚实。不诚实，不说实话，表现德性人格是不可思议的。中国美学对艺术最基本的要求是诚实。这一要求与中国哲学的传统精神完全一致。

《周易·文言传》：“修辞立其诚。”《苟子·乐论篇》：“真诚去伪，礼之经。”《庄子·渔父篇》：“真的，真诚，不真诚不能感动，所以强烈的哭泣虽然不悲伤，强烈的愤怒虽然严格不威严，强烈的亲戚虽然笑不和谐。真的在内部，被外部感动，所以真的很贵。”儒道同意，成为中国美学的核心思想。

中国哲学是实践理性，所谓实践理性“修辞立其诚”，也有其实用意义。忧患意识是德与福的因果关系。“天道福善祸淫”(《尚书·)“唯厚德者能受多福”(《国语·晋语》)，“诚”是德，故能致福，不诚是失德，故能致祸。古人所谓的“福”与“祸”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社会效果”。按照中国哲学和中国艺术的传统精神，只有说实话的作品才能展现自己的时代精神，引起良好的社会效果。假作品虽然一时好听，但从长远来看对社会和国家都是有害的。李潜书云：“好卜筑者，能告人以祸福，不能使祸福必至于人。喜福而怠修，则转而致祸；但祸而思戒，则容易为福。如果是，龟英皆妄言。因此，歌曲大宁者，无验于昏主，t恤危亡者，常失于明后。善言天下，言其有以治乱，不言其必治乱。”艺术家和哲学家都不是先知。只要他们表达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思想，他们就会对社会履行自己的责任。

钟荣《诗品》：“看古今胜语，多非补假，都是直寻，”。东方树《昭昧詹言》：“古人论诗，举其大要，不是喋喋不休以泄真机。”刘熙载《艺概》：“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正而假不如变而真。”《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非从自己的胸怀中流出，拒绝写作……真人所做，所以多真声。无效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能通过人的喜悦、愤怒、悲伤、快乐、爱情欲望，既可喜又可喜”……这样的例子，不胜列举。诗歌、文字、绘画、音乐等等。“俗人之画必俗，雅人之画必雅，”“……